一、问题提出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速演进，数智化浪潮席卷全球，对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产生愈加深刻的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重要战略部署，要求“推进教育数字化”。[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障”，以实现教育质量提升和成果高效转化。[2]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3]从应然角度，开放教育具有数字基因和优势，理应成为我国教育数智化转型的“领头雁”，而管理者作为开放教育的“关键少数”，其数智领导力水平是影响教育数智化进程的支撑性因素。从实然角度，全球开放教育数智领导力正面临诸多共性挑战，如数智时代领导力面临解构的风险，领导者数智素养欠缺、数智化治理能力不足等等，如何以数智领导力撬动开放教育组织转型是重要且紧迫的议题。 作为研究背景，教育数智化是从教育信息化、教育数字化迭代而形成的新概念，并已得到教育界的广泛认可。袁振国认为，教育数智化的本质不仅是技术的运用，更是以人为中心，是激发人的内生动力。探究教育数智化的发展脉络就要深刻认识到从“数字化+教育”向“教育+数字化”[4]，并逐步向“教育+数智化”的转变路径。祝智庭等认为教育数智化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高级阶段，强调了智慧教育在未来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人机协同学习、高意识学习等新范式的探索。[5]教育数智化为各级各类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从广度到深度，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数字化赋能教育发展，从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能力到数字化生态、数字化治理的高效演进，给整体推进的教育改革行动开启了全新维度。[6] 长期以来，笔者对经济领域的数智化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数智化不仅包含数字化的特征，更强调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7]。当前，人们正在经历从信息化到智能化的演变，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本写作、文生图、文生视频、文生音频、文生动画等方面都表现卓越，在大模型支持下，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在效率和竞争力上得到提升。而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对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评价等都带来颠覆性影响。结合教育所特有的育人规律，笔者认为数智应用将使教育更加智能化和便捷化，极大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领导力是各类型组织关注的焦点，是指领导者在特定领导情境中吸引和影响追随者与利益相关者并持续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8]数智领导力(digital intelligence leadership)是领导力的一种新构思，经由电子领导力(e-leadership)、数字领导力(digital leadership)递进嬗变而来。电子领导力侧重信息技术的中介作用，Avolio B J，Kahai S，Dodge G E等将其定义为：通过先进信息技术中介的社会影响过程，使得个体、团体或组织的态度、感受、思维、行为和绩效发生改变。[9]数字领导力强调新技术所带来的整体转型——思维与行动的统一变革，Liu C，Van Wart M，Kim S等认为，数字领导力是一种伦理和灵敏的观念模式，对快速变革产生反应并从中学习，培养基于信任的文化，引导人们在数智情境中合作。[10]而数智领导力向纵深发展一步，超越信息技术层面，更加强调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支撑，突出数智技术、数智场景和数智工具结合情境下的领导行为及其有效性。数智领导力的突破之处在于，伴随业务情境的升级，管理者自身能否洞察、把握、应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显得尤为重要，实质上对管理者的数智素养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合以上分析，已有研究为探索开放教育数智领导力提供了一定基础和空间。笔者认为，开放教育数智领导力的讨论一定离不开教育数智化、领导力、开放教育组织，其本质是教育数智化背景下开放教育组织如何通过领导力的数智转型带动组织的整体变革。然而，已有文献多是从教育组织的普遍性上讨论数智领导力，缺乏基于开放教育组织场景特征的专门研究，无法对开放教育实践进行针对性指导。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开放教育组织特征与特殊业务场景，尝试探究数智领导力的具体内涵、生态环境与实践进路，以期形成开放教育数智领导力的系统性思考。 二、6*5矩阵模型：开放教育数智领导力的理论建构 (一)理论探析 在公共管理领域，领导力是为了有效面对和解决新时代多变环境中更为复杂的公共问题而产生，其表现为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和实现公共价值的情境下，公共部门领导所需具备的能力[11]。目前对于领导力研究普遍多采用集特质、行为和情境于一体的领导力综合分析框架[12]，如詹姆斯·库泽斯等认为，五大领导力实践即以身作则、共启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和激励人心[13]，吴晗清认为领导力包含愿景、思变、行动和共情四个维度[14]。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创新成为社会经济增长和价值创造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化也驱使社会组织模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治理”的新型治理方式革新了领导决策的条件和状态，网络化与扁平化的数字组织架构引领了领导方式的转变[15]，传统领导力向数字领导力乃至数智领导力范式转型发展。数字化领导力是浸润于数字化环境施加领导效能，组织领导者依托数字化技术将组织、群体、个体的态度、情感、思维嵌入到情境中的绩效提升力[16]，以及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组织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能力[17]。而如前文提到的“教育数智领导力”则是数字时代更高形态的领导力，其更加突出强调了依托数字化时代的数字、数据等基础资源，通过人的“心智”与机器的“算智”融合的方式向更加智能化与智慧化的决策、执行迈进。由此可见，教育数智领导力源于领导力，具有传统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但又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背景下，对领导者的思维模式、决策方式和执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领导者不仅要具备传统领导力中的愿景构建、团队激励和变革推动等能力，还要能够熟练运用数字技术，通过数据分析来优化决策过程，实现组织的智能化升级。具体来看，这种领导力不仅涉及技术的应用，还包括对教育模式、教学方法以及管理方式的全面革新，是从认知、战略、行动再到集体文化的一体化综合性能力，其主要包括数智认知洞察力、数智战略引导力、数智变革推动力、数智统筹协调力、数智治理创新力、数智文化营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