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制度建构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维度。但透过现实观察发现：与日新月异的学习技术和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相比，我国学习型社会的制度建构进程缓慢，严重制约着学习型社会的实质推进。比如，试点探索十多年的学分银行制度的适用范围及其成效有限，未能真正实现其作为“终身学习立交桥”的功能；终身教育资源多头建设所带来的重复建设和孤岛现象十分明显；学习型社会建设所需要的跨部门合作制度缺乏可持续性的保障，等等。文献综述发现，国内既有相关研究数量不足，相关研究建议包括从学习制度、实践基地、信息反馈与监督制度、保障制度和立法制度等方面入手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制度建设(白洁，2010)，改革继续教育领导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等(郝克明，2010)，聚焦探讨以资历框架标准引领的学习成果认证制度和学分银行制度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构建(张伟远，等，2023)。这些研究关注到了学习型社会制度构建的复杂性，但在研究视野上都没有跳出教育学的单一视角，亟待在跨学科理论分析基础上更新对学习型社会制度建构的认知基础。 在当前我国“制度型开放”和强调制度创新的现实背景下，继续探究学习型社会的制度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学习型社会制度建构的重点是成人学习与教育制度。这是因为“成人学习与教育是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基石，而且由于成人学习与教育有助于营造终身学习的风气，在家庭、社区、其他学习空间及工作场所激发学习热情，因而也是创建学习型社区、城市和地区的重要基石”(UNESCO，2015，pp.6—7)。本文基于成人学习系统理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分析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成人学习与教育，重点关注成人学习与教育机构之间及其同其他教育责任相关者之间的策略互动，与社会教育培训系统、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系统，以及和其他社会政策措施之间的制度匹配这3个基本问题，旨在为教育强国背景下我国学习型社会制度建设的突破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二、成人学习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成人学习系统理论的渊源 2013年，《欧洲教育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以“比较视野中的成人学习系统”(Adult Learning System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为题出版了一期专刊。成人学习系统这一概念由此正式诞生。该专刊由当时在丹麦奥胡斯大学教育系的理查德·德斯贾丁斯(Richard Desjardins)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系的凯尔·鲁本森(Kjell Rubenson)共同主持，刊发了8篇论文。其中，首篇论文是英国卡迪夫大学研究者加雷斯·里斯(Gareth Rees)的《成人学习系统比较：一种新兴的政治经济学》(Comparing Adult Learning Systems:an emerging political economy)(Rees,2013)。德斯贾丁斯后来加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于2017年在其《成人学习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策略、政策与约束的比较研究》(Political economy of adult learning systems:Comparative Study of Strategies,Policies and Constraints)一书中系统阐发了成人学习系统理论。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成人学习系统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着多方面的理论源头，主要包括教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相关的成人学习与教育理论。 早在1977年，约翰·梅尔(John Meyer)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教育作为一种制度的效应”(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一文。该文从“教育如何影响社会”这一教育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出发，指出教育是现代社会中高度发达的制度，具有可以对人与知识进行公开分类的规则网络，从而决定着人群类别及其所拥有的相关知识，以及哪些人有机会获得重要的社会职位(Meyer，1977)。这一观点超越了传统教育社会学有关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流行理论，即教育仅仅通过学生的社会化以及他们为追求某些职业所做的准备来影响社会。 随着教育制度观的继续确立，政治经济学开始越来越关注教育、培训和技能形成问题。丹麦学者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on)于1990年出版的专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了关于不同类型的福利制度及其对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政策的影响的开创性研究。他区分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3种类型的福利国家体制，指出现代发达的福利国家致力于使人们能够充分开发自己的能力去劳动和寻找工作，乃至获得有可观报酬和良好工作环境的职业，其中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坚持3个相互联系的原则：(1)社会服务、医疗保健服务和教育服务的增长和扩张；(2)最大限度的就业参与，尤其是妇女的就业参与；(3)持续的充分就业(安德森，2003，第250页)。 作为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的里程碑，两位美国学者彼得·A.霍尔(Peter A.Hall)和戴维·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主编的文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于2001年出版。相对于艾斯平-安德森着力于描述福利国家体制的多样性，这本文集主要描述的是生产体制的多样性。两位主编指出：“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多样性的观点是以参与者为中心的。这就是要我们把政治经济体系看作是各种参与者居于其中的领域，每个人以理性的方式与其他人进行策略互动，寻求自身利益的提升。”(霍尔，索斯凯斯，2018，第8页)相关的参与者可以是个人、企业、生产者集团或政府等，而企业作为建立和开发核心竞争力或动态能力的参与者是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心。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在5个方面与不同参与者进行有效协调的能力，包括劳资关系、职业培训和教育方面、公司治理层面、企业间关系、雇员关系。每一个方面都涉及多种参与者，也都面临着独特的协调问题。其中，在职业培训和教育方面，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保证劳动力有适合的技能，而工人面临的问题是决定对哪一种技能进行投资以及投资多少，协调结果取决于各个企业和工人的财富状况，也取决于经济整体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