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创新逻辑批判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  者:

作者简介:
桑明旭,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江苏 苏州 215123)。

原文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之注入内在动力,同时也需要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其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仅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则,而且具体化地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实践之中。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因素是资本创新,为了榨取利润、缓解危机,资本会不断创造新技术、新管理、新消费、新产业、新空间、新文化,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从马克思到当代,全球生产力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贯穿其中的中心线索依然是资本的创新逻辑。当今时代,面对社会需求结构调整带来的诸多新利润领域以及传统危机修复方式达至实体性生产资源极限,资本以主体性退缩为条件开启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创新,推动全球生产力发展实现从资源主导到创新主导的重大转变。基于马克思资本创新逻辑批判视域,当代中国应“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立足国内不同地区的具体实际,也要着眼中国生产力发展与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既要充分激活资本的“文明面”,也要在“与狼共舞”中防止资本的另类牵引。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资本创新、资本主体性衰退、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及人类社会向真正的共同体迈进,在本质上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期刊代号:F13
分类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2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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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质生产力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释,是当前理论界、学术界肩负的一项重大理论课题。在这项重大课题的讨论中,我们之所以聚焦“因地制宜”这一关键词,并强调要将其放置马克思的资本创新逻辑批判视域下加以审视,基于如下递进的理论逻辑:其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行稳致远,需要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为其提供内在动力。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也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在世界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并非绝缘于全球现代化体系,因而当代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任务不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背景下展开,也在全球生产力演进的世界背景下展开。其三,从当前全球发展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资本依然是“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1](P48),对全球生产力发展的分析在本质上依然指向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其四,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来看,一方面,“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2],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充分激活这种生产要素的“文明面”;另一方面,“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P587)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充分汲取、借鉴、利用全球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成果,构成当代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其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是其创始人看来,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因其趋利避害本性所开启的创新本质性地关联在一起,资本创新构成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因素。基于上述理论逻辑,当代中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含义不仅指涉国内各地区根据自身状况有计划有步骤差异化统筹化地推动生产力升级迭代,还指涉立足“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共同特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影响因素,在总体上处理好当代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型生产关系建构与资本创新的辩证关系。后一种意义上的“因地制宜”,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妥善应对。

  一、资本创新逻辑批判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具体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马克思系统阐发了科学的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构成他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创立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前提以及与那个时代形形色色的旧唯物主义思想家、唯心主义思想家论战的理论工具,也构成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指导原则,是“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4](P591)。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上述文本阐发的生产力理论之所以是“总的结果”,是因为它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基本矛盾、演进趋势及其内在规律的总体揭示和一般概括;同样,正是由于这种生产力理论是一种“总的结果”,因而尽管这个“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P5)。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经济学研究的动因和过程时指认的情况来看,在一般意义上阐明生产力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4](P591),进而推进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剖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更为具体的工作。可见,不论是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一般原理与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的关系来看,还是从马克思阐明生产力理论与其推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来看,我们对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的理解、把握和运用都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层面,而是要将其具体化到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事实上,当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文本中集中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P8)时,也就不仅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生产力”概念,而是在更为具体的意义上使用“资本的生产力”概念了。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3](P444),劳动的社会性质向资本的社会性质转化、劳动的生产力向资本的生产力转化,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特征。一方面,“资本家换来劳动本身,这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生产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1](P232);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只有就它是资本的生产力来说,才是劳动的生产力”[1](P305)。因此,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力”[6](P340)。

  客观地说,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讨论的对象主要是现代社会业已形成的生产力,对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演变的原因分析着墨不多且相对零散,但这并不代表他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形成明确的主张和看法。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探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相关影响因素时就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5](P53)通过综合梳理、系统分析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原因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资本创新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中心线索,即资本创新构成现代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不断更新的主导因素。

  关于资本创新,正如有论者概括指出的那样:“所谓资本创新,就是指资本为了摆脱危机,获取更多的利润,不断地、拼命地发明创造新技术、新管理、新产品、新销售、新市场、新空间、新产业,最终实现资本形态和功能的创新发展。”[7]早在撰写《雇佣劳动与资本》时,马克思就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资本创新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一个资本家要想将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其资本,就必须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而降低自己商品价格的前提则是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和压缩自己的生产成本,这又依赖于自身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即采取更加细致的分工以及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性地改造机器,“可是,这个资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参与竞争的其他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8](P737)。正是这种普遍性的竞争导致现代社会的商品生产周而复始地出现如下情况:“不管一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而一旦竞争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先前的斗争就会随着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来。”[8](P737-738)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资本的增长、积累、积聚和分工的不断精细化、规模化以及新机器的采用与旧机器的改进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原先的轨道,并且因为资本已经加强了劳动的生产力而迫使它继续加强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8](P737)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创新的内在本质及其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论述,具体包括如下方面:其一,资本之所以会不断创新并推动生产力发展,是其无限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使然,“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1](P305)。为了榨取更多利润,资本总会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剩余劳动,总会想方设法减少必要劳动,为此就必须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资本越发展,它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越多,它也就必然越要疯狂地发展生产力”[1](P304),“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9](P92)。其二,资本使用量的增加是资本创新的必要条件,没有资本使用量的增加,就不会有资本创新,也就难以推动生产力发展。尽管资本增加其使用量的本质目的在于谋求更多利润,但客观结果却是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所使用的资本量的每一次增加都不仅能按算术级数,而且能按几何级数提高生产力”[1](P313)。其三,资本创新表现为发明新科学、采用新技术。从发生学角度看,“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与此同时,“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9](P94),也包括科学的向前发展。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是资本创新的必然结果,但是科学本身还不是生产力,科学只有转化为技术才能成为生产力。资本推动科学发展的目的在于利用科学的技术性转化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以不断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率。科学的技术性转化的主要方式就是新机器的使用,在此意义上,“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9](P93)。其四,资本创新表现为扩大新规模。资本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发展又导致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表现为工具价值的增加,表现为工具在投资中所占比重的增加,这就必然要引起材料的增加”[1](P351)。其五,资本创新表现为采取新管理。与资本创新相对应的生产力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剩余劳动的增加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另一方面表现为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在资本总量中占比的减少,而这与管理方式的不断创新、管理模式的不断革新密切相关。创新管理方式、优化管理模式是资本榨取更多利润的重要途径,因为高效率的经营管理可以“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5](P471),并且对资本来说,“协作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是无偿的”[10](P295)。其六,资本创新表现为催生新消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辩证的,新消费既是资本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反过来制约着资本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1](P388)。资本创新带来的新消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二是“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三是“生产出新的需要”[1](P388)。其七,资本创新表现为开拓新产业。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必然“使劳动的使用价值或生产部门倍增”,进而“造成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并“使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9](P173)。其八,资本创新表现为开辟新空间。“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1](P521)。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会不断优化其生产和交换的空间形式,在扩大再生产的同时降低固定资本的投入和消耗,并采取“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P521)的方式来加快积累速度。其九,资本创新表现为创造新文化和新精神。资本创新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方面,也体现在精神文化生产方面。“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10](P221),进而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作所谓的合理性辩护。其十,资本创新表现为生成新矛盾和新危机。资本在通过创造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新消费、新产业、新空间、新文化等方式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矛盾和新危机。“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1](P390),因而“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也内在地“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1](P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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