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新质生产力研究亟待深入推进的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意义解读、发展路径分析、行业和区域案例解析等方面。从更广泛的范围考察，相关研究对生产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价值创造等进行了讨论。根据已有文献，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两大类，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解读和中国语境下的阐释。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学者们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又一次伟大飞跃。理解新质生产力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三要素的创新以及三要素优化组合跃升两个维度展开①。相关研究构建了包含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框架，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参与价值创造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论证了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价值创造的根本动因②，并认为，新的通用技术和主导部门的形成是生产力质变的重要表征。新质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有赖于“创造性破坏”通过“创造性转型”实现“有序的撤退”③。这种认识与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构成要素质性跃迁结果的观点一致④。也有研究者从实践维度，将新质生产力定义为“数字技术驱动的制造—服务—业态聚合体”⑤，这凸显了数字经济的转型特征。 中国语境下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实践导向。有学者提出三重路径理论，阐释了数字经济赋能机制，即颠覆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加速和结构性适配⑥。与此相似，一些研究强调了数字产业作为关键新质生产力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提出通过数字产业的补点、建链、固网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路径优化建议⑦；并提出通过“树根互联”工业互联网平台驱动被赋能企业实现商业模式创新能力构建的“元赋能”模式⑧，这为深化理解工业互联网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见解。此外，许多研究者将数字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有“算力驱动”⑨、“数据要素×”驱动⑩等观点。 在理论建构方面，对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本质差异的认识仍存在争议，亟须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下，建立融合科技哲学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立足数字经济时代背景，探究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并从一般性意义回答它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所反映的究竟是生产效率的大小问题，还是生产系统的优劣问题。作为一个新的生产力系统，它拥有怎样的层次结构，数字经济实践中需要建设什么样的能力体系以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 二、两种生产力学说的比较与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内涵 如果缺乏对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生成机理、质态特征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就会造成新质生产力与已有生产力理论关系不清的问题。这意味着，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需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理论关于生产力学说的差异，从中找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理论线索。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产力学说 通常来说，生产力是一个自然范畴，它是人类物质生产及其价值创造能力的衡量尺度，一切与生产相关的因素都是生产力的影响因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所以理解了劳动过程就能够理解生产力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将劳动过程解释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1)。在这里，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成为劳动过程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而且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只有与劳动者的活动相结合才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这意味着，劳动者是最关键和最活跃的因素，脱离劳动者，生产力就变得毫无意义。对劳动者来说，他具有作为“物”和作为“人”的双重属性。所谓“物”的属性，是指劳动者技能水平，以及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结合的方式，是生产力系统的物质技术条件，决定着生产力的最大边界；所谓“人”的属性，是指劳动者从事生产时的心理状态，表现为社会分工、群体协作、经济管理、政策调节等机制决定的劳动者工作情绪。两种劳动者属性共同决定了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差异，当各国处于不同的生产力系统时，关于生产力数值大小的比较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2)。正是因为将劳动设为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论清晰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内核。一方面，只有劳动才是生产力的根本来源；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演变中，人的精神、社会文化以及国家制度等因素也决定了生产力水平。可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体现的是长期的历史分析思路，这里的“长期”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的界定。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认为，劳动是一国新创物质价值总量变化的唯一原因，资本、土地等要素只是以物化方式凝结于价值总量中，对新创价值没有任何影响。同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体现为技术水平的资本有机构成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特别是在私人逐利竞争时将推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虽然劳动生产率也因此提高，但社会平均利润率却呈下降趋势。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技术因素贯穿到国民生产理论中，是一种真正的“长期”科学研究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