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马克思以“庸俗”(vulgar；vulgär)概念评判后古典经济学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由古典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的演化。但长期以来，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遭受了诸多激烈的反向批判，“庸俗”概念更是反马克思主义阵营朝马克思发难的“集火点”。譬如，以路德维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及其拥趸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以“庸俗”评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一种狭隘的、反科学的诋毁，其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均存在严重缺陷。①本质上，这种观点旨在彻底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将其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边缘化乃至彻底淹没，从而为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史叙事铺平道路。抛开其中的非理性因素不谈，此类质疑严重误读了“庸俗”概念。要回应之，就需要澄清一系列问题，如这一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庸俗经济学之庸俗性?又如何看待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批判?等等。 在保卫和阐释马克思指向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理论上，虽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就如何理解和阐释“庸俗”概念所具有的“特定分析内容和意义”②来说，已有的理论成果明显不够精细和深入。部分论者对“庸俗”概念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将其解读为表面、肤浅且未触及事物本质的“现象主义”。此种解读难以区分庸俗经济学与持守无产阶级立场但同样流于表象的“肤浅的社会主义”③，不仅易于引发歧义，还无法准确呈现“庸俗”概念的批判性指向。更具影响力的一类主流阐释则认为：庸俗经济学的庸俗性涵盖现象主义和辩护论的双重含义；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旨在揭露庸俗经济学利用经济现象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意识形态实质。④这种观点用辩护论的理论立场概括“庸俗”概念的价值取向，将“庸俗”概念所框定的现象主义特征具体地解释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明显更胜一筹。 不过，“双重含义”说也有其内在缺陷。第一，把辩护论视作庸俗经济学的唯一类型，并不符合既定的文本事实。因为，马克思曾明确地把调和论同辩护论并列，将二者确立为庸俗经济学的两大派别。⑤因此，笔者不同意将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庸俗经济学仅仅等同于一种辩护论。第二，虽然该说法指出了庸俗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实质及其阶级立场，但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结构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结构基础上。⑥作为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体面相上取得的转化形式，阶级关系本身是被解释的对象，而非具有决定性的解释项。只有基于具有特殊历史形式的经济关系，才能真正理解一定时代的精神生产以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⑦。同理，仅凭阶级立场来说明特定经济学的理论性质，并不具有充分的解释效力。只有深入到经济关系层面，考察庸俗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理念，才能把握其庸俗性的深层规定。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规定就表现为庸俗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绝对化和永恒化的内在倾向，也就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⑧。这既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显著标志，又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旨归。因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植于不断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并且，庸俗经济学所持守的这一理论倾向，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因为在前者所处的历史阶段中，不仅阶级斗争呈现出新的面貌，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和历史暂时性，也通过尖锐的阶级冲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而逐渐显露出来。显然，要准确解读庸俗经济学的庸俗性，就不能无视这些具体的历史因素。 基于上述考量，依托《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思想，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庸俗”概念的理论规定及其逻辑关联进行重新开解和阐释：(1)流于现象描述并反对本质分析的理论内容；(2)作为学理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辩护论与调和论两种类型)的理论实质；(3)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绝对化和永恒化的理论旨归。 二、理论内容：流于现象描述并反对本质分析 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有努力揭示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的理论旨趣和倾向，而庸俗经济学只是停留于经济关系的表面联系，满足于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⑨，竭力将资产阶级经济当事人的日常观念加以学理化和教义化⑩。换言之，庸俗经济学的材料来源于经济现象，其观点则出自资产阶级基于经济现象而形成的日常观念。这从理论内容层面解释了庸俗经济学的基本规定。而该规定主要体现在混淆经济现象与经济本质、基于现象描述反对本质分析两方面。 (一)混淆经济现象与经济本质 从理论内容的基本特征来看，庸俗经济学之庸俗性首先体现为流于现象描述，把经济现象与经济本质混为一谈。在此，笔者以庸俗经济学中影响深远的效用价值论为例，对庸俗经济学混淆经济现象和经济本质的理论表现予以具体考察和说明。 如所周知，效用价值论可分为客观效用论和主观效用论两种基本类型。客观效用论者认为价值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属性，商品的有用性构成其价值的基础。主观效用论者则主张把价值理解为商品同人类欲望的关系，试图以主观欲望的被满足程度来界定价值的大小。二者虽然对效用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都认为商品的效用是价值的原因和尺度。其中，由庸俗经济学的鼻祖让·萨伊(Jean-Baptiste Say)所阐述的客观效用论较为系统地呈现了效用价值论的基本逻辑，堪称这一价值理论的典范。 在萨伊看来，财富就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物品，而政治经济学要通过观察现实和日常经验来确定价值的尺度。(11)基于这一方法，他对商品价值做出了如下分析：第一，一件商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的所有者的任意评估，即不是纯粹主观决定的产物。在实现交换之前，它的价值总是不明确的。而要确定一件商品的价值，就需要在交换关系中得到其他商品所有者对它的承认。在此意义上，一件商品的价值就等于它交换到的另一件商品的价值。(12)第二，在交换关系中，人们对交换对象之价值的评估，是以物品的效用为根据的。而效用是一物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包括维持生命、抵御风寒和满足嗜好等内容。由于人们不愿换取没有用途的物品，所以，“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13)，由价格所体现的价值之大小因而也成为衡量效用大小的尺度。第三，在此基础上，当一个商品所有者将一件商品出卖时，“事实上等于把这东西的效用卖给人”(14)。换言之，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等同于效用与效用之间的交换。按照这一规定，如果交换关系中的一方给另一方提供了多于其所取得之效用的价格，那就相当于对不存在的效用付费。不过，商品生产和交换越是自由，商品的交换价值就越接近于其实际价值。总之，萨伊认为商品价值需要得到另一个交换者的承认，就是说，只有在交换关系中才能得到确证。在交换关系中，人们对商品价值的评估以效用为根据，效用充当着价值的基础。因此，商品与商品的交换相当于不同效用之间的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