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2年2季度，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速骤降至0.4％，再度偏离中高速轨道。此后，经济增速稳步回升(2022年3季度～2023年2季度的实际GDP同比增速分别为3.9％、2.9％、4.9％、6.3％)，形成了典型的“V型底”形态，标志着全球公共卫生事件过后的首轮经济周期已基本结束。这令有关经济周期转换和跨周期经济治理的探讨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然而，若想准确识别经济周期转换，进而精准地实施跨周期宏观调控有3个必要前提：一是要明确界定经济周期的概念，二是要准确识别经济周期分界点，三是要尽可能精准地刻画经济周期走势。上述3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是长期困扰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问题，他们被统称为一个概念辨析和两个研究争议。一个概念辨析是指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周期成分之间的辨析，两者谁才是真正的经济周期，它们又有何异同；而两个研究争议则分别是指“谷—谷”分割困境和“Uhlig争议”(拉文、尤利格，2002)。其中，“谷—谷”分割困境指的是在进行经济周期划分时，严格执行“谷—谷”分割法通常无法精准地划分出经济周期，而常用的广义“谷—谷”分割法(刘树成，2000)背后所隐含的条件又不明确；“Uhlig争议”则是指测定经济周期成分时面临的权重参数选择争议。霍德里克和普雷斯科特(1997)认为在使用H-P滤波测定年度经济周期成分时，应将用于表征趋势平滑程度相较于拟合程度重要性的权重参数λ设定在100，而拉文和尤利格(2002)则认为该参数取6.25更加适宜。对上述几个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精准地识别经济周期、划分经济周期，进而助力跨周期宏观治理，而且也是对经济周期研究领域内一些基本学理问题的正面回应，这也构成了本文的写作初衷。下面，本文将围绕一个概念辨析和两个研究争议对现有研究进行简要述评。 首先，围绕经济周期定义，相关研究主要延伸出两个概念：一是将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定义为经济周期(伯恩斯、米切尔，1946)；二是把实际产出相较于潜在产出的往复性偏离定义为经济周期(熊彼特，1939)。其中，前者致力于描述经济由扩张到衰退再到萧条和反弹的全过程(刘易斯，1978；刘树成，2000；刘达禹等，2017)；而后者则侧重于捕捉实际产出较潜在产出的往复性偏离，由于这类研究涉及潜在产出测算，因此，通常需要借助滤波技术来完成(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1997；拉文、尤利格，2002；刘达禹、徐斌，2021)。诚然，也有部分文献为区分二者，将后者定义为经济周期成分(刘金全、刘志刚，2004；张小宇、刘金全，2013)，但这依然未能从本质上对上述两个概念做出区分。从字面上看，两类经济周期的定义完全不同，前者为比例量纲而后者似乎具有实际单位；但这种理解并不准确，两者其实具有较大的学理同源性，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对经济周期的划分几乎完全一致。例如董进(2006)、黄赜琳和朱保华(2009)均发现：H-P滤波测算出的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率具有相同的量纲，二者之间的差距亦较为稳定。然而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均未能进一步阐释两类经济周期概念的异同，这就使有关经济周期的研究长期陷入了二分状态。 其次，在经济增长率周期划分方面，“谷—谷”分割法是最常用的手段(布林德、麦奇尼，1991)。“谷—谷”分割顾名思义，即把经济增长率两个相邻极小值之间的时间区段定义成一个周期，并据此描述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起落(刘易斯，1978；刘树成等，2005)。该方法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广泛应用，巴克斯和凯赫(1992)、欧阳(2011)等均采用“谷—谷”分割法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周期进行过划分，结果成功地识别出了“大萧条”“滞胀危机”“大缓和”以及后美国“次贷危机”时期的“现代衰退”等诸多典型经济周期现象。然而，当采用“谷—谷”分割法对中国经济周期进行划分时，相关研究却产生了较大分歧。刘树成等(2005)使用“谷—谷”分割法将中国改革开放初至21世纪初的经济增长状态划分为4轮周期，分别是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2001年；黄赜琳(2008)同样将该时段划分成4轮周期波动，但区间划分与刘树成等(2005)略有差异；而张连城(2008)仅将这一时段划分成3轮周期，分别是1978～1981年、1982～1991年和1992～2001年。虽然3篇经典文献均使用了“谷—谷”分割法，但在周期分割点、周期轮次和周期时长等重要判断上却产生了分歧。事实上，如果严格按照“谷—谷”分割定义进行周期划分，那么便不会出现分歧。而分歧之所以如此明显，是因为严格地执行“谷—谷”分割法无法合理地划分出经济周期，也即现实中应用的“谷—谷”分割法势必隐含着一些宽限条件。此外，刘达禹等(2017)采用“谷—谷”分割法对季度数据进行周期划分时发现，刘树成等(2005)、黄赜琳(2008)等划分的经济周期还可以被进一步分割，并且这些分割不仅满足“谷—谷”分割定义，同时也兼顾了经济含义。袁志刚和何樟勇(2004)、刘尚希和武靖州(2018)、刘伟和蔡志洲(2019)等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由此可见，“谷—谷”分割困境实际可以拆解成两个问题：(1)严格地执行“谷—谷”分割法难以准确划分经济周期，它的应用准则亟待明确和规范；(2)不同数据频率下的周期划分通常并不一致，其中机理尚待明确。 最后，在经济周期成分测算方面，尽管大量滤波技术都可以用来测算经济周期成分(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1997；贝克斯特、金，1999；克里斯蒂亚诺、菲茨杰拉德，2003；杨天宇、黄淑芬，2010)，但绝大多数滤波法的应用都会受到样本长度和数据频率的制约(如B-K滤波、Kalman滤波、小波分析等)，只有H-P滤波适用于测算低频的年度经济周期成分。这也引发了经济周期研究史上的著名争议——“Uhlig争议”。“Uhlig争议”指的是年度经济周期成分测定时的权重参数设定之争。其中，霍德里克和普雷斯科特(1997)认为当估算年度经济周期时，权重参数λ应设定在100，而拉文和尤利格(2002)则认为该参数取6.25更加适宜。两种设定均不乏道理，其中霍德里克和普雷斯科特(1997)认为季度经济波动c[,t]通常在5％左右，而实际产出对数的二阶差分Δ[.2]y[,t]约为0.125％，根据公式
易知季度视阈下的权重参数λ应取1600①；根据频率转换原则，将Δ[.2]y[,t]等比例放大4倍即可得到年度视域下的权重参数(λ=100)。然而，拉文和尤利格(2002)却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不应简单地按照数据频率关系对参数进行等比放缩，因为经济波动具有往复特征，而非沿着一个方向变动。相反，应该以年度谱函数与季度谱函数尽可能一致为准则来刻画经济周期，这有利于减少信息损失。此后，大量研究围绕“Uhlig争议”展开了测试，发现当分别把权重参数设定在6.25和100时，经济周期测算将出现较大差异，有时误差甚至超过两个百分点(王俏茹等，2019；郭婧、马光荣，2019；刘达禹等，2022；刘金全、周欣，2022)。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仅是证明了不同权重参数设定会对经济周期测算产生较大影响，但未能就最优权重参数的选取给出合理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