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脉络、特征规律与实践价值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任伍,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志栋,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想在当代中国实践及数字时代的创造性发展,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持续探索的最新实践成果。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具有客观物质性、社会历史性与辩证统一性,新质生产力状况决定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以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配置,而全面深化改革是形成这种适应关系的有效路径。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成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重要动力。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更是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为破解发展难题、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了强大支撑。


期刊代号:MF1
分类名称:体制改革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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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以来,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但是,从外部环境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低迷,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格局加速重构,国际科技较量和经济竞争愈演愈烈,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泛化“国家安全”,以“去风险”为名,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筑“小院高墙”、搞“脱钩断链”;从内部条件看,传统的发展方式对土地、自然资源、传统能源的依赖较重,一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卡脖子”难题仍然制约重重。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需要积极抢占和利用变革机遇,在化危机、闯难关、应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的历史方位下,生产力形态的质变突破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革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命题。在这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并且多次强调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要素构成、组合方式与运行机制均呈现出颠覆性变革特征。学术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从内涵、特征、形成逻辑、具体实践和发展路径①,以及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调适、特征、作用、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传统体制机制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需求,新型生产关系的调整滞后于新质生产力质变速度,制度性藩篱阻碍新质生产力创新动能释放,科研评价体系有待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滞后、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现有产权制度、分配机制尚未完全覆盖新兴领域,还存在“数字鸿沟”“创新堵点”等结构性矛盾,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作为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新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体制机制与之相适应②,以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配置。新质生产力在客观上会促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而主动调适与完善的新型生产关系又会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过程具体体现为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矛盾运动是新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辩证规律,既是破解国际技术封锁、防范关键技术“卡脖子”风险、构建开放创新的国际协作机制的需要,又是应对国内新型生产关系调整、破除内部制度障碍的必然,更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解码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理论锁钥的内在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运动进行系统性分析,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构建“理论脉络—特征规律—实践价值”三维分析框架:首先沿着“经典理论奠基—中国化创新—新时代突破”的演进脉络,系统梳理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继承发展;其次运用矛盾分析法解构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动态适配机制,揭示其矛盾运动特征与规律;最后从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实证维度,论证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对生产力解放的实践效能。

  一、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脉络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研究,本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诠释与范式创新。自《资本论》揭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④的经典命题以来,这一规律始终在技术革命与制度变迁的交互作用中实现动态演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轴心规律”。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系统发生要素重组、结构跃迁、功能质变的链式反应⑤,而数据要素的资本化、平台经济的组织化、创新活动的生态化等新型生产关系形态,则不断重塑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解释边界。在此背景下,厘清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理论脉络,亟需构建经典理论溯源、中国化创新、新时代突破的三维坐标系:既要回归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初阐释,又要梳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的创新经验,更需立足新时代实践场域阐释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了生产关系的概念⑥,并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动力,为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通过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和判断,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为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和飞跃,已经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更加强调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同时要求不断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概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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