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作  者:

作者简介:
董志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电子信箱:dzy@pku.edu.cn(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创新,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和国内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背景下的客观必然选择。当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超大规模市场与全产业链优势以及重大国家战略的成功实践,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保障。然而,我国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仍然面临着区域国家全球安全的嵌套冲突、短中长期战略节奏不协调、多元治理主体的目标分歧,以及局部动态与整体安全的非均衡陷阱等核心矛盾。为此,必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创新驱动与安全韧性双轮并进、市场化改革与安全监管协同发力、区域协调与全球布局综合推进,以及多元共治与数字赋能深度融合的治理路径,全面提升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期刊代号:MF1
分类名称:体制改革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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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化、全面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对于深入理解和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①这一论断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问题提升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高度,为处理好秩序与活力关系这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治理的一条基本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出发,很多表面上看似矛盾甚至对立的现象、问题和范畴实则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同样如此,这对关系在国家经济治理中也是辩证统一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②这一论断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理性成果之一,包含着对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经济治理的深刻洞察和规律性总结,也是指导实践的一项基本原理、原则。然而,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统筹协调,既是一项理论难题,也是迫在眉睫的现实挑战。就国际环境而言,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明显抬头,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持续加剧;就国内环境而言,中国经济正经历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风险隐患仍然突出。在此背景下,系统探讨如何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行稳致远,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迫切的现实价值。

  一、全面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基础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既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滋养,又承继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思想结晶,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立足“两个大局”的现实背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建构导向,高度重视国内外经济发展转型的新特征、新规律、新趋向,深刻总结提炼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在新时代的具象表达,为系统阐释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素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新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发展阶段。

  (一)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经济治理领域的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鲜明的人民性,它从创立之时就将人民视为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坐标,并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不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历程,更是人民的能力得到提升、权利得到保障,进而实现主体性复归的历史进程。在百余年的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理论为指导,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③的执政理念融入经济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全过程,这是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根本立场和价值根基。

  从目的上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终极旨归是保障和提升全体人民的根本福祉。西方经济学以利润最大化和效率至上为核心目标,将安全视为经济发展的外生约束,其对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本质上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和“见物不见人”的工具理性,最终陷于经济总量扩张与社会财富分化并存的增长悖论。与之相对,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个人的全面发展”④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以实际行动回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命题。在这一理念框架下,发展的本质目标是生产力水平提升与人的能力拓展,旨在破解物的依赖关系对人的束缚和压抑,是全体人民福祉提升的可能性保障;安全的本质目标则是通过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适配性调整,消解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制度性风险、结构性矛盾等,是发展成果不流失、全体人民福祉提升的必要性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⑤发展必须服务于人民物质精神需求的满足,安全必须捍卫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基本保障。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物价稳定等发展指标,与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底线要求,都被统一于“人民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之中。

  从过程上看,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通过生产关系调整,消除制约劳动解放的制度性障碍,为破解资本全球化背景下资本逻辑压制人本逻辑的深层矛盾提供了方案。马克思敏锐观察到资本主义劳动发展史中的异化现象,深刻指出劳动者在异化劳动中“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⑥的典型特征,这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完全相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异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旨在从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维度上实现对这一异化趋向的突破。其中,高质量发展通过生产方式变革、要素优化配置、分配正义重构等方式,拓展劳动者的发展空间与价值实现路径;高水平安全则通过对劳动者生存权、发展权的系统性护卫,避免资本无序扩张导致异化劳动的复归。这种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将安全维度从外生补充甚至约束,转化为内嵌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发展和安全良性互动的双重循环机制。具体而言,在生产环节,聚焦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稳定结合,以生产体系的自主可控保障劳动者参与生产的权利;在分配环节,健全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制度,遏制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失衡,实现劳动报酬与其贡献相匹配;在交换环节,破除垄断行为,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交换的权利;在消费环节,通过消费权益的制度性保障,夯实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基础。因此,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拓展与实践深化,体现了物质保障与精神充盈、机会公平与参与激励、当代权益与代际正义等层面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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