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时期，政治精英在构建国家政治经济体系过程中，将目光投向英国，试图从其政治经济思想与历史经验中寻求良方。他们对英国理论的吸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高度筛选与重构的。不同治国理念与政治立场的精英都“工具化”地利用英国“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①，使其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经济愿景。 关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对美国政治精英的影响，研究者更关注美国精英如何借助英国反对派的言论批评汉密尔顿的联邦财政计划。德鲁·R.麦科伊提到，英国“乡村派”对英国政治经济秩序的批评影响了一部分美国政治精英，托马斯·杰斐逊等借助“乡村派”的话语批评汉密尔顿的经济计划②。塞斯·科特拉则提到亚当·斯密对美国建国时期精英人士批判商业资本主义的影响③。格洛丽·M.刘强调，无论是以汉密尔顿代表的国家主义者，还是汉密尔顿财政计划的反对者，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运用亚当·斯密的话语，使斯密在美国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④。然而，美国如何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转化为共和体制下的实践？这种跨大西洋的知识迁移如何塑造了美国早期政治经济路径？研究者没有展开深入讨论。本文探讨美国建国时期不同政治立场的精英如何借助英国“政治经济学”相互竞争，将英国“政治经济学”“美国化”的复杂过程。 一 英国政治经济学知识在美国的传播 美国革命后，经济陷入全面萧条。与英国关系的恶化使海外贸易受到限制，美国货物甚至被海外市场拒之门外。在金银长期外流、硬通货短缺的情况下，各州发行大量纸币，纸币迅速贬值，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大批居民手中的纸币失去价值。同时，独立战争耗资巨大，国家债台高筑。1789年，乔治·华盛顿就职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稳定货币、债务高达五千多万美元的国家⑤。当时的建国精英心知肚明，持续的经济困境会引发政治解体的危机，他们面临的是极为糟糕的政治经济局面。那么，政府在国家经济危机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政府应如何介入经济复苏？这些基本问题成为政治精英讨论的核心。 就在政治精英为美国政治经济路径辩论不休时，理论上的“政治经济学”才刚刚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1767年，苏格兰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uart)在《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中概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与目的，认为“政治经济学”依赖于观察与历史，是为国家创造财富和管理国家财富的原则⑥。几年后，亚当·斯密也为“政治经济学”下了定义。他说，“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家或立法者的分支”，它有两个相互交织的目标：一是为人民提供收入；二是为国家提供足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收入。“政治经济学”对社会共同福祉来说是“广阔的和根本的”⑦。 这些英国探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很快吸引了美国政治精英的目光。实际上，美国政治精英一直关注和阅读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思想家的著作。苏格兰思想家亨利·霍姆(Henry Home)、大卫·休谟(David Hume)、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杜加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以及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作品都被政治精英阅读⑧。这些研究人类科学的方法从苏格兰向外辐射，在18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留下深刻烙印。美国政治精英通过这些著作，了解和思考法律和政府的起源与发展，探索国家繁荣背后的隐形力量。美国人希望通过阅读历史、文学评论或自然科学作品，以改善他们的世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之前，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一经出版，就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成为畅销书。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60年将此书引入后，在北美殖民地获得极高声誉。有报刊文章提到，斯密的思想“像湍急的溪流，带着读者穿过许多有趣的生活场景和奇特的文学论述”⑨。托马斯·杰斐逊在1771年写给罗伯特·斯基普维斯(Robert Skipwith)的一封信中，列出一个私人图书馆的书单，其中就有斯密的《道德情操论》⑩。1790年，《哥伦比亚杂志杂文月刊》重印了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一个章节(11)。1759—1813年，约有23％的美国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12)。 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成为美国建国一代政治精英的参考书目。这些美国精英希望借鉴和寻找从政治到经济一切开明的方法，推进人类幸福。1789年，费城的出版商、苏格兰人托马斯·多布森(Thomas Dobson)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入美国出版。此后，该书在美国大受欢迎，1796年即推出再版(13)。该书在政治精英中广泛传播。华盛顿、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人手一本，亚当斯还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两个版本的《国富论》，同时还拥有《国富论》的删节版和评注版。美国政治精英的个人图书馆有近30％收藏了《国富论》(14)。托马斯·杰斐逊曾说：“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我认为斯密的《国富论》是现存最好的著作。”(15)他和麦迪逊都将该书列入1783年向国会推荐的书单。金融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1781年12月之前就有《国富论》，还将书借给弗吉尼亚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埃德蒙·伦道夫阅读(16)。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在1784年就阅读了《国富论》，在撰写《美国素描》时引用斯密的话语，将其作为“关于经济事务的基本参考”(17)。到1813年，美国有31％的图书馆都藏有《国富论》，其普及程度超过洛克或卢梭的著作(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