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17世纪英荷战略竞争期间，北海渔业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产业。自中世纪晚期起，北海渔业便呈现出一种颇为特殊的局面：英国人拥有开发北海渔业的地理优势，其主导权却落入了荷兰人手中。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源于荷兰渔业的高效率运作，也与英国长期对渔业发展的相对忽视有关。进入17世纪后，英国朝野认识到北海渔业的战略价值，开始重视这一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此背景下，荷兰在北海渔业中的垄断地位自然成为英国谋求渔业发展的障碍，从而引发两国围绕渔业资源的长期争夺。到了18世纪，北海渔业景象大变：英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而荷兰则由盛转衰。既然荷兰拥有开发北海渔业的产业优势，何以荷兰渔业会衰落，英国却会兴起？ 解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回顾学界对17世纪英荷竞争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重商主义解释占据主导地位。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的研究将第一次和第二次英荷战争视为两国争夺商业主导权与海洋霸权的产物，为重商主义解释提供了经典论述[1]。20世纪90年代之后，该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琼斯(J.R.Jones)认为政治与外交因素在既有解释中被忽视，故以此为论述的重心，如将第一次英荷战争视为两国联合谈判失败的产物，由此重新考察了三次英荷战争的背景与进程[2]；史蒂文·平卡斯(Steven Pincus)更是否认重商主义在英荷斗争中的主导性作用，认为政治与宗教意识形态差异才是两国冲突的根源[3]。晚近的研究开始回归重商主义立场，但是采用了更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将经济、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等因素进行整合[4]。尽管如此，英荷北海渔业竞争在既有研究成果中未受重视，即便是涉及渔业竞争的研究通常也只关注到英国建立渔业公司同荷兰展开竞争，未能充分揭示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博弈[5]。另一方面，当前英荷竞争研究中有关地缘政治的讨论也存在局限。尽管学者始终将英荷海上争霸作为讨论重点，但其视野往往拘泥于两国在海上的交锋，较少将欧洲国际格局①等更广泛的地缘因素纳入讨论范围。海上斗争的进程深受地缘政治局势影响，从外交、内政与军事等角度综合考察英荷地缘政治博弈，并将之整合到重商主义解释框架中，能够有效拓宽研究视野，而英荷北海渔业竞争可为此提供理想切入点。 有鉴于此，本文将充分利用国务文书②、王室诏令、议会法案、时人论著、宣传册等史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就上述问题进行解答。首先，分析英荷北海渔业矛盾何以形成。随后，通过两个典型案例探究地缘政治如何影响北海渔业竞争：一是英国查理一世政府基于捕鱼许可证制度同荷兰进行的较量，二是第一次英荷战争中英国对荷兰北海渔业的军事打击。基于此，笔者将总结地缘政治在英荷竞争中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二、北海渔业矛盾与英国对荷兰地缘政治施压的缘起 北海是位于英国东侧与荷兰北侧的一片海域，此处是北大西洋暖流与北冰洋南下冰冷海水的交汇地带，水质肥沃，鱼类繁多，形成了著名的北海渔场。北海产鲱、鲭、鳕等鱼类，其中鲱鱼是渔民主要捕捞对象，诞生了繁荣的鲱鱼捕捞业。鲱鱼是常见的北大西洋海产，体长在8—15英寸不等，通常在近海游动，以捕食浮游生物为生。在16—17世纪，英国雅茅斯和洛斯托夫特以外海域，以及约克郡北部海域，是北海主要的两个鲱鱼钓点。尽管英国东海岸与两大鲱鱼渔场毗邻，但是鲱鱼捕捞业的主导权却掌握在荷兰渔民的手中。荷兰人将北海渔业称为“大渔业”(great fishery)，即腌鲱鱼产业，以区分于近海的“小渔业”(small fishery)，即鲜鲱鱼产业。技术创新是荷兰建立产业优势的关键。14世纪，荷兰人威廉·贝克莱斯(Williem Beukelesz)发明了用盐腌渍鲱鱼的技术，使易腐的鲱鱼成为适合国际贸易的商品，同时令远洋捕捞更为便利；15世纪，为了提升鲱鱼捕捞的效率，荷兰人使用了一种被称作“鲱鱼巴士”的小型渔船，其排水量在60—200吨，建造成本低，航行灵活，能够有效追踪游动的鲱鱼群。除了技术创新，荷兰在渔业组织、劳动力成本、资本获取等方面同样确立了竞争优势，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大大压缩了鲱鱼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之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由此成为一股垄断势力。不仅如此，英国在17世纪之前奉行“海洋自由”[6]225，向外国渔民开放周边海域，也为荷兰渔业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政府在北海渔业中的“不设防”姿态，与荷兰举国上下的高度关切形成鲜明反差。究其原因，英国的农业用地远超荷兰，其经济重心偏向农牧业而非海洋渔业，因此在渔业政策取向上与荷兰存在显著差异。 进入17世纪，英国政府对北海渔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相对忽视转为积极经营。其深层动因在于海权意识的觉醒，而这一进程在都铎时期便已发轫。进入大航海时代后，欧洲国家的争斗迅速从陆地向海洋蔓延，进而刺激了近代海军的兴起与军备竞赛的全面铺开[7]69-98。为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海上竞逐，英国自亨利八世时代便开始着力建设常备海军，以捍卫本土安全与利益。而海军的组建离不开海员、船只和资金等基础资源。在时人看来，渔业繁荣恰可促进此类资源累积，因而成为一项关乎国运的战略产业。一方面，渔业被视为熟练海员的“摇篮”。海员是海军运转的基础性人力资源，培育一名成熟海员需要漫长的周期，而渔业则可提供天然的训练场。正因如此，1570年英国海军发展呈现颓势之际，便有人主张大力发展渔业来增加海员储备，夯实海军的人力基础③。另一方面，渔业也被看作增进国家航运实力的有效途径。在近代早期英国，航运既是海外贸易的载体，更是海军的预备役，而渔业兴盛可直接带动航运业发展。正因如此，1563年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向英王伊丽莎白一世提议，将每周三设立为“食鱼日”，以期通过刺激渔业消费来推动航运扩张④。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对渔业的重视主要由战略利益驱动，有别于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荷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