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之后，不仅迅速扶持建立起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且将北平转变为日本军政要员和驻屯军的重要基地。北平随后被伪政权更名为北京，成为整个华北沦陷区内日伪的政治中心。前辈学者对于日伪在政治上的反动政策、教育上的奴化政策、经济上的政治政策和医疗卫生的“宣抚”工作都已经有较为充分的研究①。然而，对于该如何看待日本在北京的防疫事务，学术界尚面临着类似于“殖民现代性”一般的认识。与我们所熟知的日本细菌学暴行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伪北京政权尽管只是出于维系统治的主观目的，但客观上，却一定程度限制了霍乱疫情的蔓延，“减少了群众的伤亡”。情况真是如此吗?其实不然。国际卫生史专家兰道·M·派克(Randall M.Packard)指出，西方殖民时期的卫生防疫运动存在一个长期的特征：“希望快速见效，对当地社会和经济条件缺乏理解，以及对产生的后果没有跟踪调查。”②那么日本在华北的殖民医学又有怎样的特点?日军和傀儡政权是如何在北京进行防疫的?普通百姓又如何看待日军的防疫?这些都是本文希望回答的问题，并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回答揭示日本殖民医学暴力和侵略本质。 本文基于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以及相关日文史料和中文报告书，从日军和伪政权发起的预防霍乱运动入手，揭示北京沦陷时期的防疫实态③。之所以选此运动，是因为它牵涉人群累计达数百万之巨，且是伪北京市当局每年防疫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可以说，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贫民百姓，无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以防疫注射为例，从1937年9月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伪北京政府卫生局累计强制注射人数接近1000万，可能是抗战时期中国大陆范围内接种人数最多的案例④。不仅如此，统治当局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强制身体检查、强制消毒和强制隔离等此前甚少在北京见到的防疫措施。在科学和权力的庇护之下，日军毫无顾忌地展示着他们的“卫生之道”，使得原本无多少权势的普通卫生人员转成欺凌百姓的“酷吏”。 一、强制防疫政策的建立 真性霍乱是细菌性的消化道传染病，最容易通过食品和饮水传播。人类一旦被感染，死亡率可能高达50％以上。近代日本医学界与军方的合作，发展出一整套传染病的预防和检疫策略，成为近代日本殖民医学的重要进展。与此同时，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和北里研究所也分别研制出自己的霍乱疫苗⑤。1932年天津发生霍乱，日租界内采取了强制预防注射、强制检疫摊贩和强制消毒等手段⑥。日本在海外执行防疫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全面地提高当地人民的健康水平，而是保护自己不受传染。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一方面树立起通过强力手段控制细菌播散的巨大信心，另一方面却也形成了关于霍乱主要来源于中国大陆的偏见⑦。1937年，日军将此前的殖民医学经验迁移至新占领的北京，开启了当地强制防疫的时期。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政府原本对大规模参与华北防疫持谨慎态度。1937年10月29日，外务省制定《关于华北防疫事业》，认为事变之后，中日之间人员流动较从前大大增加，应该重视针对华北的防疫工作，但在华北政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需要先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再适时开展具体的防疫措施⑧。北平的日军没有等待外务省漫长的调查研究，也没有依赖同仁会，而是直接强制推行防疫政策。日军首先建立供其间接统治的傀儡政权。1937年8月1日，北平地方维持会(以下简称“维持会”)在日军的扶持下成立，成为北平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⑨。9月1日维持会设立专门的防疫委员会⑩，其中的日本顾问数量比其他的委员会都要多，达到了五人，而且多与军方有关：日军军部临时野战防疫部梶本少佐、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队长菊池齐、同仁医院院长小菅勇和今村俊廉等(11)。显然，日军有意借此影响伪政权的防疫政策。防疫委员会除了主席吕习恒没有医学背景之外，其他11名委员都是当时北平医学界的头面人物，如：首善医院院长方石珊、前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全绍清、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吴祥凤、第二卫生事务所所长严镜清和北平协和医学院副教授吴朝仁等。虽然有这么多医界名流参与，但他们不过是起到合法化日军防疫诉求的作用，几乎不可能与日本顾问平等讨论未来的卫生政策。 的确，如韩国学者辛圭焕所指出的，在占领初期，日军和维持会希望尽可能利用国民政府遗留的行政组织(12)。但是，未被前人述及的是，北平市卫生局长谢振平已经因参与国民政府的秘密抗日活动而在8月15日被日本宪兵抓走，10月份被害(13)。日军给维持会的理由是，谢振平涉及当时位于天坛的中央防疫处的病菌培养问题，以及“公款之不清”(14)。在这样一种动辄被肉体消灭的恐怖氛围之下，日军常常得以无所顾忌地将自己设计好的方案抛给防疫委员会，要求后者以维持会的名义传达给下级卫生机构执行。接下来，日军的防疫重点便是霍乱。北平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甚少出现霍乱病例，更非霍乱的主要疫源地，但是，日军认为毗邻北平的天津、塘沽等地常常发生霍乱疫情，因而北平是必须防范的地方。1937年8、9月间，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谷荻那华雄致信防疫委员会，提醒后者注意防疫宣传的问题。9月，上海、天津两地果真发生霍乱疫情。北支驻屯军临时野战防疫部梶本少佐将日文拟定的《北平预防霍乱实施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交给了防疫委员会，“请迅即实行预防，以免发生传染”。防疫委员会很快在9月23日召开专门会议批准了此提案，并责成新挂牌的伪北平市卫生局专司此事(15)。其实伪卫生局早已接到指令，在9月18日时已经拟好了新闻稿《卫生局将举办扩大预防霍乱运动》(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