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后，地处战火前线的金门、马祖等“外岛”①迅速成为危机中的“风暴眼”。为防止台湾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美国一方面试图借助联合国议案，维持国民党当局对“外岛”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纳入防御体系，维持两岸不战不和的紧张平衡。鉴于英国在远东的影响力和盟友地位，美国力图争取其对自身政策的支持。英国此时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较为谨慎和务实的态度，一方面不愿卷入美国的军事冒险，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斡旋，促使国民党当局从“外岛”撤军，实现事实上的“划峡而治”。围绕上述分歧，英美进行了多轮协商，力图协调立场，达成某种共识。 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英美的应对策略，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危机的国际背景、美国制定决策的具体过程，以及英国在远东政策上的战略考量等内容。②然而，现有成果多以英美单一国家作为分析视角，对于双方在台海危机中的动态协调过程缺乏梳理。特别是围绕“外岛”的弃守与政治安排这一英美分歧的起点和核心问题，既有研究的分析仍显不足。本文拟在相关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以期深化对战后英美对台政策差异的理解，进而揭示战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内在逻辑。 一、英美对“外岛”战略认知的差异 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继续控制着中国东部沿海的一系列岛屿。这些岛屿距台湾本岛数百公里，蒋介石将其视为台湾—澎湖防御体系的前沿屏障和“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 1953年，共和党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就任美国总统后，基于冷战遏制战略，调整对台政策：一方面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框架(1954年签订)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强化“台澎金马”防御体系；另一方面默许国民党军队以“外岛”为依托，对大陆沿海进行有限袭扰，但严格限制其军事行动规模，以避免直接卷入两岸冲突。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基于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与遏制美国干涉的战略需求，于1954年7月明确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策，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插手”。③9月3日，解放军为打破美台防御体系的构建进程，开始对金门岛实施大规模炮击，国民党军队依托工事还击，台海局势骤然升级，第一次台海危机正式爆发。 危机发生后，美国决策层围绕是否防御“外岛”展开激烈争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瑟·雷德福(Arthur William Radford)认为，“外岛”虽军事价值有限，却具有重要的政治、心理和战略象征意义，主张协防金门，担忧其一旦失守，不仅会重挫国民党当局士气、削弱台湾本岛的防御信心，甚至可能动摇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威望，危及其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整体战略。④相反，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担心直接军事介入可能引发与中国大陆的全面战争，加剧与盟友的政策分歧，且难以获得国会的授权和国内舆论的支持。艾森豪威尔同样对直接军事介入持保留态度，认为金门本身缺乏军事价值，要动员美国公众为一个与美国核心战略无涉的小岛而战，几无可能。⑤ 为调和美国政府在“外岛”问题上的内部分歧，杜勒斯转而主张将台海危机“国际化”，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冻结”台海局势，使之回到非战非和的状态。在1954年9月12日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提出将台海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具体方案，理由有二：其一，“如果依据联合国行动，美国就不必在缺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同时将美国定位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和平捍卫者”，降低国内舆论阻力；其二，若提案遭苏联否决，局势紧张的责任将归于中共，有助于美国及其盟友争取国内外舆论的理解与支持。为推动议案顺利进行，美国必须争取英国的配合。杜勒斯认为，“若英国支持，这或将标志着我们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逐步趋于一致”。⑥ 与美方强调“外岛”的政治象征意义不同，英方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次要且危险的负担。英国皇家海军参谋长罗德里克·麦格里戈(Sir Rhoderick McGrigor)指出，“外岛”距离大陆过近，对台湾岛防御无实质性贡献。他认为，真正遏制中共进攻台湾的力量，是部署于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英国驻淡水“领事”赫尔曼(A.H.B.Hermann)分析认为，大陆的炮击更多是军事展示，但国民党的反击可能导致中共“要么寻求苏联海军的保护，要么引发国民党采取可能迫使美国干预的反击措施”。⑦英国尤为担忧台海地区动荡冲击其远东利益，尤其是对香港的影响。9月10日，英国驻美公使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紧急拜会美国副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Bedell Smith)，表达对台海局势恶化的关切并强调美方在决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台海局势对香港及整个远东地区的潜在影响，敦促美国约束国民党当局的军事行动，且在作出任何重大决定前及时与英国磋商。⑧英国国内强烈的反战舆论亦对英国政府的决策构成压力。9月27日，英国在野党工党公开表示支持台湾回归中国，强调“只要台湾这个刺仍然扎在中国身侧，亚洲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⑨这种言论给了英国政府很大的压力，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科林·克劳(Colin Crowe)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警告，一旦中美于台湾海峡爆发武装冲突，英国政府必须能够向公众证明其已竭力防止战事升级。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