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外學界日益重視日常生活史研究，強調從社會大眾千姿百態的日常生活實踐出發，探究其變化發生機制，從而深入理解歷史變遷對個體生活的影響，以及個體如何在歷史進程中塑造自己的生活。這一研究視角“對所有社會階層人的生活，包括他們的‘私人領域’都感興趣，不僅是想要瞭解誰、什麼對歷史起了作用，而且還想知道歷史是如何對人施加影響的，以及他是如何接受它的。”①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變革時代，抗日戰爭不僅牽涉政治格局的重塑、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國際地位的轉變，更深刻觸及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激發了民族覺醒。當前，學界對淪陷區、國統區及根據地民眾的生活狀況已有不同程度的探討，多聚焦於政要、婦女、商人、學生、農民等群體；相對而言，關於知識分子日常生活的系統研究，仍有進一步拓展與深化的空間。 蔣維喬(1873～1958)，字竹莊，別號因是子，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學家與佛學家，曾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秘書長、教育部參事、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東南大學校長等職，主持制訂《中華民國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大中小學學制方案》等規章制度，並編輯多部中小學教科書。其論著廣泛涵蓋哲學、教育、佛學與養生等領域，為構建中國哲學史編撰體例、普及佛教知識、推動近代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顯著貢獻。抗戰期間，蔣維喬蟄居上海，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與正風文學院(1940年更名為誠明文學院)，同時擔任多校行政職務及鴻英圖書館館長。其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養生修法及社會交際細節，均詳實記錄於個人日記中，為觀察上海淪陷區的文化事業實態提供了珍貴窗口。既往有關蔣維喬的研究，多集中於其戰前的文化思想、教育改革、日常生活與修身實踐，對其戰時生活狀況的關注則相對不足。②有鑒於此，本文主要依據蔣維喬所撰日記，通過考察其健康習慣、教育活動及社會參與，從知識分子視角體察戰時上海文教事業在艱難環境中維持與發展的實況，並試圖揭示抗戰時期不同階層與個體之間迥然相異的處世心境和生活樣態。 一、養生有道：蔣維喬的健康習慣 蔣維喬自幼體弱多病，消瘦骨立，常頭暈目眩、耳鳴盜汗，十五六歲後又添怔忡心悸、潮熱等症，加之刻苦讀書以致深夜不寐，身體健康每況愈下，“以病為常事，以不病為變例”③。雖以湯藥治療，卻時有懈怠。及至二十八歲染上肺結核，咳嗽咯血，久治不愈，因恐重蹈其兄肺病去世之覆轍，方開始重視養生，規律作息、均衡飲食、鍛煉身心，並自此長期保持良好習慣，至花甲之年仍未改變。 (一)飲食作息 因常年修習靜坐，蔣維喬的飲食與作息習慣亦相應調整。飲食方面，他二十二歲時因進食過快、不加節制且時間不規律，以致患上胃擴張病。後通過研習靜坐法與衛生學，逐漸認識到宜少食、定時、細嚼慢嚥，否則易導致消化不良或胃液分泌過多，引發疾病。於是他大幅減少食量，“每餐所食之物已較前減少三分之二”④，並極力避免油膩重口之物，“能素食為最佳”⑤。他還提倡不吃早餐，實行“二食主義”，即正午12點進午餐，晚7至8點進晚餐，以維繫“心身健康及不老長壽”⑥。靜坐時間則選在早晨空腹及餐後兩小時，以免影響消化。 睡眠方面，因靜坐需神智清明，而睡眠過多或過少皆影響心神，故蔣維喬以每日睡眠八小時為宜。他自年輕時便養成嚴格作息，凌晨三四點起床，於床上趺坐一至兩小時。至抗戰時期，因年齡、體力與時局等因素，起床時間推遲至五六點，之後修法誦經；晚間九點沐浴、十點就寢，數十年如一日。關於睡眠與靜坐的時間安排，他主張因人而異：半夜醒後起坐固然好，若覺睡眠不足亦可小憩，功力深厚者甚至可以坐代睡，但“此非可以勉強學步”⑦。 (二)調養身心 蔣維喬主張身心兼修，既重視精神修養，亦不荒廢體魄鍛煉。在調神養心方面，他融合儒釋道傳統養生學說，並結合哲學、心理學、生理學、衛生學等現代科學，提出一套靜坐養生體系，通過調息靜心以強身健體。自二十八歲起，他每日晨起與睡前各靜坐一小時，即便出行在外亦不間斷。在修行方法上，他博覽道經佛典，參加道場法會，求教於宗教人士，多次調整修持方式：1917年由道家功夫改習佛教禪修，1929年受大愚法師點撥，修習《菩提心成就契》、《如來母契》、《如來語契》、《如來善集陀羅尼契》等。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感傷於國土淪喪、民不聊生，他修法後加誦《金光明頂經》、《仁王護國經》、《阿彌陀經》、《往生咒》等，“為國家人民祈禱和平，解除痛苦”⑧。1933年經諾那呼圖克圖傳授大彌陀法及長壽法，1937年於毗盧寺行灌頂禮，“上師教令誦亥母金剛咒”⑨。由是每日晨起靜坐、修法、誦經、持咒長達三四小時，成為抗戰期間其祛病養生的主要方式。 在以佛法修煉的同時，蔣維喬亦兼修道家功夫，常讀老莊經典，並以《易經》卜卦為樂。1936至1939年間，他與道家人士蕭步(布)禪過從甚密，幾乎每日對坐，得其傳授“守中之法”，遂將修法由“守丹田”改為“守中宮”，其後遂有諸如“動力恒自中宮升頭部，眉間現紫金光，時時衝動印堂，似欲開天眼出竅”⑩、“入坐上半身放光，即現空相……下半亦放白光，如在白雲中，而全身現空相”等奇異體驗(11)。蕭氏亦不時給予修行和用藥指導，如“丹田充實，已結丹”(12)、“三田合一功夫上變化，夜間不寐，乃陽盡陰純，缺少真鉛之故”等(13)，故蔣維喬尊其為師，二人交往直至1939年5月蕭氏返津方漸疏。此外，他還與道教領袖人物陳攖寧探討“靈泉神水”之性質(14)，盛讚其“於道家經典研究極深，功夫亦到家，並世不可得之人也”(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