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军事实力悬殊，国民政府为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积极寻求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国际支持。但在与列强交涉的过程中，各国态度犹疑，熊式辉直言：“目下国际于我道德上同情则较前胜，是否能以实力援助，殊不可知”。②蒋介石甚至怒骂：“英法帝国主义毫无公理与公义，而惟以势利是尚也”。③然而1939年1月驻苏大使杨杰在赴法国军援交涉期间，突向蒋介石密报已获荷兰企业家阿鲁福(Daniel Wolf)四千万英镑的巨额援助，条件特别优渥，“彼先以巨款付我，我不先以半文交彼，在任何方面，均不吃亏。彼虽仲介军火，代售原料，但选购权及售否，主权操之在我，且不出运费，至佣金较之已往购械军火商、经纪人、厂家等须层层抽取佣金，我吃暗亏甚少。故此项办法，实为信用借款中之最优条件”。④蒋介石认为阿鲁福军援案真假难辨，欲迎还拒，孔祥熙、杨杰则相互攻讦、彼此掣肘，随着欧洲国际局势的变动，国民政府终无所获。通过考察阿鲁福军援案不仅能够窥悉蒋介石、杨杰等政治强人在处理对外求援问题上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国民政府外交机制的内在弊端，更可藉此理解欧洲列强为争夺中国军火市场所展开的外交博弈及其复杂面相。⑤故而本文试图在全面搜集各类档案、日记史料的基础之上，重点围绕1939年国民政府对阿鲁福案的决策演变过程展开论述，集中呈现阿鲁福案在国际秩序变动与国民政府权力冲突影响之下难以实现的复杂动因，冀图由此管窥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求援机制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及其制度性困境。 一、阿鲁福案的仓促形成 法国作为欧洲列强，亦是一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的倡导者，但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破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行为，却因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难有作为。1938年1月法国外长向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直言：“现在欧洲大局内容十分严重，意大利备战甚急，实因经济财政濒于破产，三、四月间须购订全年粮食，但无法付款，届时想将挺而走险，以谋出路。德虽军备未完，然义如发动，德必乘机图利，因有成约在前，不得不设法助义”。法国现须集中实力，加速扩充军备，“使义、德有所顾忌，不敢投机”。法国“正从各方面竭力节省，以余款充海空军两军紧急扩充费”，援华实在是无能为力。⑥然而自1938年4月达拉第出任总理，政府重新组阁后，法国对华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达拉第向顾维钧表示，他“对中、日战争深为关怀，几乎每天都注视着它的发展。在战争初起时，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不能长久坚持，很快就会屈服。但是他们错了。月复一月，中国已经抵抗住日本，而且由于这种长期抵抗，显然已使中国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⑦中法外交关系迅速升温。 此时国民政府为争取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援助，采取特使与驻外使节双管齐下的外交体制，“除了在各主要国家首都设有常驻的大使馆外，又派出一批特别使节。这些使节不担负正规的外交任务，而且他们本人也不是职业外交人员。他们是政府或国民党的首脑人物。例如，孙科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他被派到莫斯科去争取苏联的援助和合作”。通过与杨杰的积极合作，孙科在争取军事援助方面获得巨大成功，1938年1月苏联承诺以易货贸易的方式向中方提供二十个师的武器供给，3月1日双方又订定五千万美元的中苏易货借款。法国为加强对德战备，鉴于中苏关系的急剧升温，“希望中国向苏俄转达提供三百架飞机以加强法国空军实力的要求”。⑧因此1938年5月孙科前往巴黎时，达拉第立即派巴黎警厅外事处长与其接洽，暗示中方抗战需械甚急，“何以不向法军部密商接济，但凭商人展转枝节采购”，强调中国驻法使馆“关防不密，前总理述当氏任内曾有接洽，因事泄未成，若仍经使馆，恐难见效”。孙科承诺向苏联转达法国希望其援助三百架飞机、增强防务的计划，表示“因事赴俄，告以俟返法再谈”。⑨苏联领袖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元帅从孙科处闻悉法国有意向中国商借军械，“颇赞成，并愿从旁用力”。杨杰意图趁中苏军援交涉成功的东风，一鼓作气，在法国对华援助方面再创佳绩。6月1日，杨杰主动向蒋介石请缨，直言“法方内部复杂，商洽务密，且不愿由通常路线办理，恐易泄而生阻碍。职拟在国书未到之间、就苏使以前，密赴法协助哲公进行，如蒙许可，祈示方针，以便遵循”。⑩蒋当即应允，6月4日令其在与苏签订借款条约后，准备赴法交涉。(11) 1938年6月21日，孙科再至巴黎与达拉第密谈。达拉第表示，“法国一向即赞助中国，抗战以来，业已表现此种精神，兹后当赓续初衷”；至于军械接济，“如系分期缓办，似较易行”。(12)达拉第承诺供给中方三十个师的装备，以军械借款或物品交换的方式，分十年偿还，“须签订密约或交换文书乃为有效。如政府不便出面，可由参部负责代表与我方参谋部代表签订”。(13)孙科喜出望外，24日致电蒋介石，希望杨杰迅速赴法，并欲将驻法使馆排除在外，“此事为避免外交途径，法外部及我使馆均未与闻，务请严密，以利事机”。(14)苏联对杨杰赴法求援亦主动介入其中，伏罗希洛夫建议可利用苏方最高审查合同期内前往巴黎，杨杰遂即向蒋汇报已定12日出行。(15) 根据孙科与法方达成的共识，“为使中国政府于最近之将来获得法政府割让，并向法兵工厂订购约五十师之军械起见”，决定成立中法公司，集中一切军火贸易，并负责运输及出口贸易，“资本一千万法郎，为中法两国间之中介机关，供给中国以三十至五十步兵师之军械”。(16)10月12日，孙科向蒋报告，由于英法对德妥协，苏台德事件和平解决，“捷克事定，法方可以让售现存军火”，中法公司筹备就绪，请孔祥熙立即汇给开办费垫款及杨杰来法费用。(17)孔祥熙对此颇多质疑，“(一)法方之事，以过去事实证之，未必可以尽信及可靠。(二)我方原料事实上与现款无异。(三)如美借款成立，则我方原料供德俄两国已成问题，供给法国，事实上有无此余力，恐非详细研究不能断定”。(18)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所言不无道理，指示杨杰要注意“法方外交行动随时变动，非有确实保证不能置信也”。(19)果不其然，11月18日杨杰得悉法国军援方案有变，“为确实慎重计，仅杰与法负责军事领袖商谈，先割让一师在坚信用”。(20)苏联又一改此前为中法军援交涉背书的态度，“莫斯科一直认为由中国自己向法国提出要求更为合适”。(21)杨杰感到巴黎之行恐难有所获，1939年1月8日向孔祥熙表示，法方对军火供给“要求分期付现，及分批以原料抵偿，条件严明，故未敢向法表示”，中法公司尚未组织，所汇款项原路缴还，并计划1月20日返回莫斯科。(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