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初期农业互助合作组织不断“升级”的原因，学界已形成了诸多理论。不过，目前整体解释框架中仍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工业化战略说”提出工业化的需求使得中央下决心建立农村集体经济。①这一理论直接解释了“终点”，即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必然性”，但难以解释“过程”，即农业集体化加速发展的问题。对此，部分学者提出“意识形态说”，认为反对资本主义因素的氛围和主动的制度设计加速了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不断升级。②如果仅以上述理论来解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那么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历程一定是不断加速、不断升级，直至最终完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目前已有诸多研究显示，合作化期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③是在加速、减速、再加速、再减速的过程中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这个减速的过程，就是合作社整顿。1953至1956年间中共中央开展了多次全国性合作社整顿，如1953年春的初次整顿、1955年春的“停、缩、发”整顿、1955年底合作化“高潮”前的整顿、1956年春的高级社整顿等。此外，地方党委还多次主导了区域性整顿。④由于未将合作社整顿纳入考察范围，“工业化战略说”和“意识形态说”均难以解释合作化期间加速与减速近乎周期性运动的发展状况。 为解释这一问题，本文尝试聚焦1955年整顿，分析影响合作社发展状况的内在因素。选择这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1955年整顿是从“合作化”到“集体化”的关键事件。1955年春的“停、缩、发”整顿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减速”。其后又紧跟着使农业集体化提前完成的“社会主义高潮”，即规模最大的一次“加速”。另一方面，“工业化战略说”与“意识形态说”均较为忽视合作社的内部因素，较少讨论合作社内部的经营情况、社员状况如何影响农业合作化的实现。而1955年整顿正是一次揭露合作社内部经营状况的重要事件。目前学界已有研究逐渐将视角从合作社外部转向内部，从体制层面转向机制层面。如满永认为，从互助组到公社，记工评分的持续性难题成为推动合作社形式不断升级的“内生之力”。⑤这一研究主要针对分配制度中“按劳分配”的部分。而根据本文的考察，仅就初级社而言，推动农业“合作化”向“集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应当是其“按生产要素分配”的部分，即土地以外生产资料的收益分配问题。 本文案例为河北省石家庄专区的典型县——晋县(今河北省晋州市)。⑥合作化运动期间，河北省积极发展合作社、整顿合作社。1953年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即是全国典型，1955年“停、缩、发”整顿最主要的“收缩”对象是浙江和河北。河北省合作社数量较多、整顿方针贯彻完整，可以较好展现中央的政策意图和合作社的内部制度。晋县地处华北平原棉产区，1945年解放、1946年开始土地改革、1947年产生互助组，是石家庄专区农业合作化的典型地区之一。⑦本文以晋县1955年合作社整顿为中心，考察合作社增减现象背后的债权逻辑，分析并证实新中国初期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周期性因素。 一、生产资料“折价入社”与初级社经营成本的上升 关于合作社整顿，既有研究主要采取“合作社发展速度—社员关系”的解释逻辑。如高化民、罗平汉、叶扬兵等学者认为，在1953至1956年中几个短期阶段，合作社的高速发展给社员关系、农业生产力带来了风险。因此，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展诸次整顿，通过缩减合作社规模等方式控制了合作社发展速度。⑧以中央关于合作社发展数量的争论为核心史料，上述研究展现了合作社发展速度与社员关系的密切联系。但是，目前未有研究能够解释合作社发展速度为何会影响到社员关系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与土地以外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方式有关。 合作社高速发展造成的社员关系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农、贫农的矛盾问题。⑨1954年4月，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即提醒各地注意中、贫农矛盾的现象：“现在发现不少由富农或富裕中农把持操纵的互助组或合作社，排斥贫农，或使贫农吃亏；同时也有些合作社和互助组存在着损害中农利益的倾向，这都是违背党的政策的，必须纠正。”⑩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提出，1955年的“停、缩、发”整顿中邓子恢之所以要求浙江省大幅收缩，“主要是鉴于中农和贫农关系特别紧张”。(11) 在本文考察的晋县，中、贫农矛盾现象也极为突出。1954年10月石家庄专区合作社数量从春季的7072个增至18443个，入社农户比例从春季的8.24％增至42％。(12)而在晋县，1954年5月全县合作社数量共241个，年底增至844个，入社农户占全区农户52.53％。(13)1954年高速发展之后，社员关系问题也随之凸显。 在中农方面，部分合作社在耕畜、农具“折价入社”时压低价格致使中农不满。由于定价过低，李家庄某社卖掉一辆大车，北王家庄某社卖掉4头耕畜。二区某社员的大车入社估价低于市价30万元(第一套人民币)。(14)五区有4个社甚至规定大、中农具免费使用。(15)石家庄专区经过调查，发现诸多合作社压低生产资料入社价格。合作社对入社耕畜估价偏低，大量农民抛售耕畜，牲畜市场价格进一步大幅下降。加之饲养管理不当、粮食指标紧张等因素，1954年底出现了合作社大量损失耕畜的现象。无极县损失的327头耕畜全部来自合作社。深泽县某村7个社有10头耕畜失去生产能力。平山县某村5个社23头牲畜已卖掉17头，其中有4个社全部卖光。(16) 在贫农方面，部分贫农遭合作社排斥，出现中、贫农分别办社情况。晋县三区某社干部认为：“有贫苦户参加，就不容易办好社，因为他们土地薄、劳力少，又缺乏牲口和农具。”该社将5户负担不起社内投资的贫苦户排除出社。三区某社员因负担不起投资费用，放弃入社。四区某社员为了社内投资，卖掉了1.5亩耕地；另有一社唯一的党员社员，也因负担不起社内投资而被迫出社。(17)五区某社，11户都是富裕户，拒绝贫苦户入社。村民称它们是“资本社”。(18)到1954年底，全县有“中农社”7个共77户，“贫农社”9个共190户。(19)石家庄专区的调查显示，有的合作社投资数额过大，致使一些贫困农民被迫退社和卖地投资。(20)专区在春季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整顿。但秋季仍有50余个中、贫农单独建立起来的社。(21)综合上述社员矛盾现象，中农不满于耕畜农具价格过低、贫农不满于合作社高昂的投资费用，实际上都与合作社对土地以外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方式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