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多少有所遮蔽的现象 1934年7月10日，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赫然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这篇题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的长文，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所写。全文大范围、多方面尖锐指斥苏区存在“极左主义”，鲜明地表示“必须同极左主义做最坚决的斗争”“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①文章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反对过左行为②的言论推向新的高度，更为集中和鲜明地显示出应对“左”倾错误的国家治理背景和务实性特点。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对过左行为的应对，是在国家治理③的背景下进行的。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形式和实践上形成了国家形态及其社会运行的新格局。自此之后，苏区的运行进入中共局部执政和国家治理的轨道，虽然这还不是一个完备的国家形态，但几乎所有的战略思考、政策原点和实践施行，都深深地镌刻上了国家治理的印记。从原则和实际情况来看，这时苏区提出的应对过左行为的内在逻辑，也是以遂行和维护国家治理秩序及国家利益为目标，其发生与指向都十分明确。 既往研究中，不乏探讨中央苏区时期反对“左”倾错误的成果。这些研究，既有深度，也有广度，但一般来说，多属于对某一个领域，如肃反、查田、扩红等运动中的过火政策与行为的研讨，其中尤以对肃反扩大化错误、查田和劳动政策执行中过火行为的研究居多。在视野和方法上，多属于在路线斗争视角下对“左”倾错误的个案认知，多从政治路线的角度反映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苏区的肆行，着力于政治路线斗争，还缺乏对事实上存在的以国家治理为基点的应对过左行为的研究。事实上，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对过左行为的应对，涉及苏区反“左”重点与领域的转移，是一个关注尚少却值得探究的领域，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认识价值。当时苏区是不是“左”倾统治的一统天下?为什么在“左”倾统治日趋剧烈乃至“左”倾中央移驻中央苏区的背景下，会出现那么广泛尖锐的批“左”言论、力求改善阶级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形成如毛泽东所说党学会了“治国安民”艺术的景象?为什么苏区群众在临近枯竭的资源负担下仍竭诚拥护新政权?临时中央政府如何应对过左行为，又取得了什么成果，存在什么困窘?等等。理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揭示丰富的历史面相和内涵，更为深入地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与执政经验。 二、主要指向损害国家治理秩序的过左行为 临时中央政府应对“左”倾错误的主要指向与突出特点，与国家治理的要求和目标紧密相连，主要是对冲击国家治理的目标要求与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妨碍国家意志施行与政策落实的过左行为，进行抑制和纠正。其应对几乎完全是在国家治理背景下的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应对群体性、行业性的引起社会治理危机的“左”倾过火行为。中央苏区出现的一次最大的治理危机，是1932年底至1933年初，由省县两级工会主导的声势浩大的工人总罢工。这场被称为“年关斗争”的工人、店员、苦力的总同盟罢工，发生在苏区核心区域的瑞金、长汀等10县④。在这场罢工中，工人们挟国家劳动法和强势话语权，对私营业主提出“远远超过企业担负的能力”的无限制增加工资及其他各种特别要求，导致私营企业“无法继续营业”“许多小企业停业”，“使得社会与红军的供给上发生困难”。工人罢工发生在中共局部执政的背景下，损害了苏区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构成对成立不久的新国家政权及其社会治理的严重冲击，被认定为“严重的过‘左’的错误”⑤，引起苏区党和政权的强烈震惊与不满。一场包含法律修改、理论教育、舆论批评，以调解工人群众与私营业主矛盾、工农矛盾和师徒矛盾，恢复重建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内容的反对过左行为斗争，随之在苏区大规模展开。⑥临时中央政府为此特地修改《劳动法》，全国总工会主要领导人陈云、刘少奇，写下多篇反“左”檄文，对工会和工人群众中的“左”倾过火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纠正。 二是应对侵犯中农、引起农村阶级关系和社会秩序混乱的“左”倾过火行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农村社会稳定的关键是处理好农村阶级关系。正确分析与处理农村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曾经是中共革命动员和社会重建的创造性经验，一直得到格外重视。但是，新的政权建立后，这个基本问题一度受到冲击，出现比此前分田时更为严重的过左行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及其派出的工作队员，指出在阶级关系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如在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消灭富农，按家遍查，不执行群众路线，黑夜打土豪等右倾与‘左’倾错误，在各地方仍严重的存在”⑦。中央政府在检阅瑞金、会昌等县政府工作中，发现“有好多地方是违反了苏维埃的土地法而犯了极‘左’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就表现在‘打富农’、‘打中农’上，造成了一种土地革命中绝不容许的错误——反中农的情绪，及过早的消灭富农的企图”⑧，各级政府“把富农当土豪打，已成为普遍的现象”⑨。特别是到苏区后期，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有些地方在处理阶级关系上的“左”倾行为骇人听闻：把每一个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不论他们在工作中表现怎样努力，对党与苏维埃有什么功绩，一律称之为“阶级异已分子”，从军队与苏维埃机关中洗刷出去，编入劳役队或罚做苦工；采取消灭富农的路线，把地主富农都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地主富农的家属一律驱逐出境，完全没收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要求把全苏区的地主富农都捉起来，一律杀尽。⑩张闻天将此现象斥之为极左主义的“疯狂”与昏乱。对此，主要由中央政府出面，以中央决议、训令和指示、领导个人署名文章等方式进行强烈批评和反对。中央政府指出，这是“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不认识在目前工农民主专政时期的苏维埃政纲和政策”，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胜利的保障，应与中农缔结亲密的联盟，也不能采取过早消灭富农的政策，把富农当土豪来打，对于打富农打中农的现象，“应严格纠正过来”(11)。中共中央也强调：“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致破坏与中农的联盟，也即是破坏工农联合，必须刻不容缓的纠正过来”(12)。但中共中央的决议并未点明和要求纠正打富农的“左”倾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