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百年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传统的新型政治文化与制度体系，有学者认为，可以将之视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用“中国共产主义文明”进行表述。①本文认为，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中华大地上逐步积淀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制度规范。它师承苏俄列宁主义，以政党为组织中枢开创了“党领导一切”的治理结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传统”。作为一种内嵌于国家政治结构的历史遗产，它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塑造了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政党治理逻辑、政治文化心态以及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下文简称“新传统”)。这一概念提出的目的在于以整体性视角理解中共领导中国革命以来所孕育的独特政治发展逻辑，阐释其内在的制度基因和文化特质。 为此，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对“新传统”的概念进一步阐释，进而构建其分析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结合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理论、国家构建与政党组织化理论加以分析，通过具体的关键词，将“新传统”放在具体革命实践的情境下解读，分析其制度积淀，从时间、内容和作用三个维度构建对“新传统”的研究框架。 一、“新传统”的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 “新传统”概念的提出首先源于对中国旧传统——即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超越。中国传统帝制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传统，以君主专制和宗法等级为核心特征，讲求纲常伦理和礼治秩序，皇权至上且权威集中，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天命”和宗族伦理基础上，治理理念强调家国同构与德主刑辅。②“中共的直接思想和政治源头是列宁主义”③，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传统”在权力结构和治理理念上是对中国帝制传统的革命，“新传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了礼教纲常，以人民主权和政党领导合法性取代了君权神授，彻底破除了皇权世袭和家族统治，实现了政治权威来源的根本转换。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政治理念在“新传统”中以党对国家全面领导的形式重新体现，帝制时代旧传统中的教化功能被党的意识形态教育所取代，而官僚科层体系的治理经验则被以去芜取精的方式加以改造。 中国的“新传统”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政治传统不相同，反映出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西方“现代性传统”通常指源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文明模式，其典型特征是代议民主、法治宪政、多元政党竞争以及个人权利本位等，这被视为“普世性”的“现代”治理模式。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新传统”走出了一条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它没有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师承苏俄列宁主义政党形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并改造社会，在中国建构新国家。这种“新传统”在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基础上有着与西方模式迥异的特征。“新传统”以共产党这一单一执政党为核心，党通过民主集中制和高度组织化动员实现对国家机器的全面掌控，而西方传统是多党竞争和权力分立；在治理理念上，新传统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主导的发展取向，践行“党领导一切”原则来整合社会资源，而西方现代性传统更强调个人主义价值和政府受限治理；在政治文化上，新传统崇尚革命精神和群众路线，依托意识形态塑造社会共识。概言之，“新传统”体现了一种“自主现代性”：它以中国自身历史文化和革命经验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同于封建旧制又有别于西方路径，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新传统”。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更加清晰地界定“新传统”的内涵边界：它不是帝制旧传统的延续，也不是西方政治模式的翻版。“新传统”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随历史进程逐步演化累积的过程，它诞生于1921年，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并由此沉淀为制度文化遗产。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战争的环境迫使中共在根据地治理中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政治运作方式，如党建训练，强调党性原则，在严酷斗争中形成严格的组织纪律和高度凝聚的党内文化；再如通过土地改革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积累基层治理经验，倡导群众路线以发动和组织民众。这些革命年代形成的新型政治规范和价值观为此后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传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干部任命制度、全员动员机制、统一的意识形态教育体系、对社会主义平等的高度重视等治理方式和政治文化重塑了中国社会⑤，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新内涵”。这种“新传统”至今仍存在于制度层面、社会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其影响波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⑥总体而言，在1921-1978年的半个多世纪里，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一套具有内在连续性的政治传统逐步积淀下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体系的“制度基因”和文化底色。这种积淀体现为内嵌于制度结构和行为规范之中的历史惯性，使得“新传统”作为治理遗产在此后岁月中延续其效力。因此，“新传统”概念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践所产生的制度文化遗产的概括，通过将零散的历史经验升华为抽象的概念范畴，赋予其理论解释力，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一革命传统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深层影响。 (二)“新传统”理论基础 “新传统”作为分析中国共产党治理逻辑的概念范畴，背后有着多重理论支撑。本部分两个核心理论入手构建“新传统”的学理基础：历史制度主义及其路径依赖概念揭示了制度演化的时间逻辑和自我强化机制，国家构建与政党组织化理论则阐明了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政党力量的作用，这些理论共同勾勒出理解“新传统”的生成与作用机制。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社会科学的一支，强调制度演化过程中的时间脉络和历史连续性，特别关注路径依赖如何塑造政治行为和结果。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制度一旦在关键时刻(criticaljuncture)被确立，往往会通过自我强化机制(正反馈)固化为特定路径，使后续发展深受其影响而不易偏离。⑦这一理论对于阐释“新传统”的形成和延续具有直接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的革命和建政过程中所做出的诸多制度选择(如建立一党领导体制、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党指挥枪的军政关系、推行群众路线等)，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初始路径。由于这些制度安排在早期革命和国家整合阶段中形成，逐渐累积起“正反馈”效应，培育出利益相关者网络和意识形态认同，从而使既定路径得到巩固，进入路径依赖的轨道，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深受其影响而不易偏离。历史制度主义告诉我们，早期的选择会塑造后来者的机会结构，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所沉淀下来的制度与规范，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已经内生出强大的惯性力量，成为嵌入当前政治体系的“制度遗产”。这种制度遗产对当下的政治行为具有约束和引导作用，当代中国治理模式中的许多特征——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党政融合的组织结构、运动式动员的政策执行风格等——都可以追溯到“新传统”所奠定的历史基因。路径依赖也意味着变革将面临既有惯性的阻力，要偏离或突破“新传统”所确立的治理模式并非易事，因为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参与者在思想观念和利益关系上都深深嵌入于这一传统之中。因此，历史制度主义及路径依赖理论为分析“新传统”提供了时间维度上的逻辑支撑，它强调“新传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路径选择，其会通过自我强化延续其影响力。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为何中共的政治实践在不同时期虽有调整，但总体上延续了某些一以贯之的治理逻辑——这是历史惯性能动下的结果，也是“新传统”作为制度连续体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