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自来水，在家乡，饮水多么难，挑水多么苦，我干过挑水的活儿，曾经掉进井里。曾经看见乡人凿井寻水，昼夜挖掘，结果汗水比井水多。曾经看见山区的居民打水，井深，井绳长，自己挑着水罐，却用一头驴子驮着井绳来去。乡下小媳妇的重担：一是推磨，二是挑水。少林寺小和尚苦修：一是打柴，二是挑水。 作家王鼎钧在回忆中生动描绘了这些场景，并进而指出，八路军之所以能赢得民心：“一是唱歌，一是挑水”。①正是源于对挑水之劳累的切身体会，王鼎钧深刻理解了日常劳动的价值。他的观察隐隐然提示我们，八路军新型军民关系形成的奥秘，或许就蕴藏在挑水这样的日常生活中。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构建的军民关系，本质是对两种传统的重构：既颠覆了华北历史上“兵扰民，民怕兵”的痼疾，也转变了苏区时期阶级对立的动员模式。这种“新型”关系的形成，成为中共敌后抗战与生存壮大的关键。既往研究已关注到八路军军民关系的重要性，但对其形成过程缺乏实证性的讨论。②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革命日常史”角度，着重呈现八路军新型军民关系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蕴含的政治文化意蕴。 一、华北军民关系的传统与新挑战 在八路军进入华北之前，这里的民众已看过或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军队，这些军队与他们的关系称为旧式军民关系，在“旧”的基础上，八路军创造了“新”，同时，其中又包含对苏区时期军民关系的继承和转型。 抗战之前，华北地区一直都是军阀混战的重点区域，这些区域有军阀部队，国民党各派系部队，还有一些地方杂色武装、土匪武装，这些在民众看来都是“兵”。“兵扰民，民怕兵”概括了旧式军民关系的紧张态势。③传统四民社会中，军人角色处于边缘地位，甲午战争以后，军人逐渐走向社会中心，开始甩掉“丘八”的帽子，改称“老总”。随着社会军事化的加深，“养兵与军阀混战交相为病，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的巨大破坏早已是人们熟知的问题。”④北洋军阀时期大部分军队纪律很差，指挥官纵容士兵为所欲为。⑤这些“兵灾”和传统的自然灾害一同构成民众苦难生活的重要导火索。 在此背景下，民众自然也对旧的军民关系印象深刻，不少人多年以后仍然记得军队进村的情景，如侯德宝⑥回忆：“我们小孩子一要哭，大人就吓唬说：‘莫哭!再哭兵就来啦!’小孩子一听说兵来了，吓得就不敢哭了。所以，我从小就恨兵，讨厌兵，对兵不感兴趣。”⑦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抗战初期，华北地区还有国民党军队。从理念上来说，国民党也重视军民关系。⑧不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很难执行群众纪律，以至于国民党军军服变成打人、拉夫的象征。国共合作抗战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改穿统一服装，佩戴青天白日帽徽，民众看到后的反应是：“名字改了，帽子换了，是不是要打人?”“你们帽子换了，拉不拉夫?”⑨当然，国民党名义之下包括很多派系的军队，不能一概而论其军民关系全部都坏，但大部分部队留给民众的印象就是如此。 八路军进入华北的背景不仅涉及旧的军民关系，还包括红军此前在民众中建立的印象与信任基础。苏区时期，红军就已通过严格的纪律与宣传树立了良好的军队形象，建立了亲密的军民关系。⑩这成为华北民众认识八路军的基础。1937年，一二九师刚进入山西侯马镇即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其原因是，1936年红军东征时曾到过此地，“为老百姓做好事，给老百姓分过一些东西”，给山西人民留下深刻印象。(11)也正因如此，八路军初入华北时经常会介绍自己：“我们是八路军，是当年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12)如此能使民众迅速了解八路军的性质。 当然，这样的解释并不总能见效，毕竟红军对华北的影响不及苏区，加之华北地区的信息封锁，很多民众不知道红军。(13)不过，平型关战役之后，随着战争胜利消息的传播和各方面的宣传，八路军的影响也就逐步扩大了。(14)这些影响成为八路军做民众工作的基础。 虽然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抗战的新形势与新环境毕竟还是不小的挑战。与苏区时期不同，抗战是全民族抗战，因此民众工作应该是包括地主等乡村上层人士在内的全体民众。红军时期的军民关系有很强的阶级色彩，在那时，“看到土豪就打”。(15)但抗战以后就不能再如此了，对待这些人的政策要有所变化，因为“现在是以民族革命为中心了”。(16) 这些变化的部分展示了党的灵活性，隐藏了党的原则性。团结乡村上层阶级是抗战需要，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些上层阶级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而损害军民关系。因此，面对新环境，八路军反而愈加强调传统。即使新环境下也不能忘记阶级，因为“红军过去是阶级的队伍，今天以至于将来(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的时候)，我们是民族的，但同时也仍然是阶级的队伍。”(17) 只是既要保持阶级性，又要改变阶级政策的要求，落实起来要有一个过程，比如有士兵拿了地主东西不送还，说：“我这样做，虽然犯了纪律，但是却合乎阶级路线。”(18)这种观点在抗战初期的八路军中较为普遍。(19)这些纠正起来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要逐步创造一套“新的适合今天抗日统一战线能够照顾下层同时照顾上层”的一些新办法。(20) 此外，日军也在想办法拉拢民众，除了依靠烧杀震慑民众外，也逐步感受到仅仅依靠武力是无法对抗八路军的。于是，他们运用“总力战”，在军事进攻之外，特别注意争取民众，分化军民关系。(21)这些措施也使得民众工作成为“敌我力量的竞赛”，争取民众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