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尽管海洋史研究很早就已展开，但直到1960年，国际海洋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Maritime History)才成立。2008年，美国历史学会首次将海洋史列入历史专业分类，确立了海洋史的学科地位。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20世纪国外学术界的海洋史研究，重点关注欧美海洋史，涉及中国海洋史的部分，也主要是在欧洲海外殖民扩张史的大框架下进行。 新世纪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中国海洋史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进展。如今，中国海洋史已是国际汉学研究较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一领域已突破传统史学边界，吸引了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一方面，学术界不断发掘和利用多元史料，从出土文物到文献典籍，从碑铭图像到语言证据，构建起多维度的研究体系；另一方面，该领域经历了显著的范式转变，西方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中国中心论、亚洲中心论等陆续登场，最近则以全球史为主流视角。在新的视角下，亚洲古代海洋不再被视为边缘叙事或次要传统，欧洲航海者不过是众多参与者中的一支力量，学术界转而阐释西方如何适应并融入既有的亚洲海洋秩序。中国海洋史的研究范畴空前扩展，涵盖了贸易网络、港口城市、海洋考古、海外移民、海洋环境、文化交流、海商法律、海洋外交、航路、海防、海盗、医疗等丰富议题。因篇幅有限，择其要者，简略介绍。 一、聚焦东南，构建环南海网络 从地域范围来看，国外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东南海域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作为东亚—东南亚海洋体系的核心，南海水域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南抵东南亚诸国，周边环绕东海、北部湾、暹罗湾、苏禄海、西里伯斯海及爪哇海等次级海域。这片广袤水域自古便是多元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钱江(James Chin)、李塔娜等学者指出，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显示，早在汉代，中国已通过徐闻、合浦、日南等环北部湾港口，与东南亚及南亚开展大规模转口贸易①。 自9世纪起，中国以及其南海地区日益深入全球事务。中国商人不再局限于本土中间商角色，尤其在10世纪之后，开始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海外贸易。宋朝掀起了一场商业革命，伴随而来的是城市扩张、市场繁荣与货币经济发展，这种显著增长在东南沿海地区尤为突出。泉州、广州等城市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征，聚居着伊朗、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商人的离散社群。贾志杨(John Chaffee)详细考察了一个显赫且富有的中国穆斯林家族——蒲氏家族。该家族成员在宋元时期既是海上商人，又是地方官员，对泉州的政治经济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蒲氏家族还与定居在越南中部及海南岛的同宗族人保持着亲缘关系，并由此建立了商业联系②。 正如洛卡德(Craig A.Lockard)所言，南海实为“共享之海”，不仅服务于中国与东南亚的航海者，更为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及欧洲诸国(葡、西、荷、法、英)的航海活动提供了舞台③。千百年来，其航道网络串联起岛屿与港口，构建起连接中国、日本、琉球、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全球贸易体系，并经由红海直抵地中海。普塔克(Roderich Ptak)考察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航线。范岱克(Paul A.Van Dyke)指出，早期的欧洲商人往返中国贸易时，须遵循季风规律来安排行程，但到了18世纪晚期，欧洲船只突破季风的束缚，实现了全年性贸易，这种变化给中国官员的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随着新航线的开辟，越来越多的欧洲船只进入东南亚，逐渐蚕食了之前由亚洲帆船所控制的贸易市场④。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多聚焦于元代陆上丝绸之路及中欧经济往来的传统议题，却较少关注元代海洋史，这种情况近些年已略有改观。事实上，元朝不仅积极拓展陆路商贸网络，更以恢弘气魄推进海上贸易体系的建构，并通过宗教文化纽带与域外世界形成多维互动。沈丹森(Tansen Sen)指出，元廷不断派遣外交和经济使团远涉重洋，其影响力甚至远播印度⑤。尽管元朝曾偶有海禁，但随着统治者和商贾阶层全球视野的拓展，元朝整体上施行了较为开放的海洋政策。魏泽福(Jack Weatherford)认为，作为这种新开放政策的一部分，成吉思汗提倡宗教自由，从而帮助儒释道、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和祆教等在其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内传播⑥。但同时，元朝统治者也推动了对日本、越南和爪哇的海外军事征服。由此可见，元朝的海上贸易与海外征伐并行不悖⑦。 二、挑战传统观点，重审明清海禁 传统观点认为，明朝一改过去的开放政策，转而厉行海禁，仅允许官方的朝贡贸易，致使海洋贸易停滞不前，但最近不少学者指出，海上贸易在明代乃至清中期实际上仍在蓬勃发展。既往研究常将海禁孤立视为贸易管制或边防策略，李康英则将海禁制度置于14-16世纪中国整体历史语境中进行多维解构，创造性地将其嬗变历程阐释为明代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和权力格局整体转型的历史表征⑧。 传统叙事常将清朝视为陆地帝国，认为清廷因缺乏海权意识而忽视海防建设，最终导致鸦片战争失利。但是，布琮任(Ronald C.Po)认为这种观点具有“目的论”色彩。他系统探讨了“长十八世纪”(1680-1799)清朝的海洋政策理念体系、海防军事化进程、海关机构发展及海洋文献著述等议题，指出“清朝在统治方向、军事部署和行政实践上，几乎都采取积极而全面性的方针，主动介入海洋事务”，打破了之前的刻板认知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