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后现代主义蔓延为一种社会和文化思潮以来，西方和中国的文学批评界似乎都曾先后陷入消解作者和文本意图的浪潮，致使批评和阐释的中心缺席。因此，过度阐释(Overinterpretation)、强制阐释等现象在当代文艺批评场域中屡见不鲜。为了反思解构主义强行拆解文本结构、过分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围绕过度阐释现象展开了一系列论述以及论争，于当时的阐释和批评场域而言，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因此，“过度阐释”理论在引介之初，便在国内学术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关于“过度阐释”的讨论(包括丹纳讲座上那场论争)，虽然已逾数十年，但对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影响依旧深远。此外，艾柯对“文本意图”(intentio operis)“作者意图”(intentio auctoris)等相关问题的阐述，也成为学界思考关于“阐释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等关键命题的重要参照。可以说，经艾柯之口，“过度阐释”仿佛从潜在于人类长期阐释经验中的一个先在母题，被开天辟地发掘了出来，一跃成为学界宝贵的理论话语资源。近年来，随着国内阐释学研究持续升温，相关思考和观点层出不穷，但概而言之，大都可以从艾柯的思想中找到前行的线索。由此可见，艾柯的文学阐释学思想对中国阐释学体系建设的贡献毋庸置疑，其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值得学界继续深入探赜。 一、“过度阐释”的阐释学意义 阐释对象的意义是一元的、先在的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纵览阐释学史，无论中西，人们大都承认阐释主体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即在认知语境、历史经验、个体认知等方面存在天然差异，这注定了阐释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对文本的理解永远都是被前理解的先把握活动所规定”①。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看来，“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②。接受美学也主张，“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③。即便如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这般，力求消除阐释中的误解、精准恢复作者原意的阐释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④若将目光回望于中国古代阐释学经验中，亦能发现类似的观念，汉代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⑤。清代王夫之主张“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⑥。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凡例》中谈及了读者的主体自由性：“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⑦这些阐释经验和理论思考无不彰显出古人对阐释的多元性和创造性的肯定，并与西方阐释学理论形成了跨时空的共同认知。种种读者中心论在推动阐释走向多元、激活创造性时不无重要意义，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即为阐释失范的泛化提供了看似合理的逻辑支撑。当阐释陷入了莫衷一是、众声喧哗的失序状态，就极易催生“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等现象，丧失其应有的规范和价值。 艾柯坚信：“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⑧彼时，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理论界和批评界整体表现出一种极端的解构主义姿态。斯蒂凡·柯里尼(Stefan Collini)指出，艾柯“对当代批评思潮的某些极端的观念深表怀疑和忧虑”⑨。而秉持这些极端观念的，正是以德里达的追随者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他们力主去中心化和去封闭化，将文本视作完全开放的能指场域，否定作者的权威，摒弃作品的终极意义。仅依据读者兴趣而随意“使用”文本，将阐释变作一场无限能指的游戏。这“无异于给予读者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阅读’文本的权力”⑩。当文本的意义陷入虚无不定的状态，所有语言都只能在能指链之间不断游移，这不仅否定了文本意义的相对稳定性，也致使阐释活动陷入极端的读者中心主义陷阱。1990年，《诠释的极限》(The Limits of Interpretion)出版，艾柯在文中承认：60年代《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里追求阐释无限性的理论，在当时显得相当激进，但如今“听起来会相当保守，至少从最激进的读者反应理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11)。正是基于对过往和当下理论的极端倾向的反思，艾柯主张在阐释的开放性上应保持温和、辩证的态度，试图将放任自流的过度开放性加以收束，他为此提出了“文本意图”“模范作者”(model author)“经验作者”(empirical author)等相关概念，旨在解决当代文学批评界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和阐释难题，企图为阐释活动划定边界，规避“过度阐释”之弊。 事实上，艾柯并没有对“过度阐释”进行概念上的定义，但过度阐释必然涉及阐释的界限和标准问题。在阐释的过程中，如何判断阐释的适度与失度呢?过度阐释的界限和标准是什么?“当主体去认识一个对象时，肯定存在着认识得对不对、准确不准确、好不好的问题。”(12)若要辨别阐释是否过度，仍需回归作者本人与文本本身。 针对过度阐释现象，艾柯明确提出：应将“文本意图”作为阐释的内在律令，以此作为遏制过度阐释的手段之一。有学者指出：“艾柯力图在文本与文本的解释之间寻求某种必要的平衡，承认文本阅读和解释归根结底都不能脱离文本”(13)。阐释应立足于文本及文本意图，这也直接赋予了文本本身在阐释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阐释回到文本，文本不再是阐释者可以随意填充的容器，而是意义生成与阐释边界划定的重要依据。艾柯所谓的文本意图，是与作者意图和读者阐释地位相当的独立概念，“作为意义之源，它并不受制于文本产生之前的‘作者意图’(intentio acutoris)，也不会对‘读者意图’(intentio lectoris)的自由发挥造成阻碍”(14)。就像读者的阐释可能会脱离、抵触甚至超越作品和作者的控制一样，作品文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内部各要素相互关联作用形成的完整意义体系，也会摆脱作者意图的控制和束缚，而自成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