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从伊格尔顿的疑惑到“阅读方法之战” 在《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2012)一书中，鉴于当下学生和老师滥用文学却无法讨论文学的现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难掩心中的疑惑与失望：“人们无法理解当下老师和学生习惯性地使用诸如文学、小说、诗歌、叙事等这类词语但是无法讨论它们的含义这样的怪现象，更不用说一个前天主教徒或剑桥—牛津的导师了。”①那么究竟该如何阅读文学呢?翌年，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How to Read Literature)中列举了阅读文学的几个维度，即“开端”(openings)、“人物”(character)、“叙事”(narrative)、“阐释”(interpretation)、“价值”(value)②。众所周知，伊格尔顿是当代西方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一直以来，伊格尔顿对文学解读的核心策略和方式似乎是文学理论。迨至2001年，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在全球已售出75万册。问题在于，理论真的可以帮助我们阅读文学吗?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阅读文学有什么用?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围绕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阅读，西方学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阅读方法之战”(The Method Wars)。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芙·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偏执性阅读与修复性阅读》(“Paranoid Reading and Reparative Reading”)一文中将偏执性阅读看作当代文学研究的主导模式，继而提出以酷儿阅读和文化实践为基础的“修复性阅读”(reparative reading)。塞吉维克援引弗洛伊德的“偏执狂”(paranoia)概念，认为偏执已成为学科研究中“唯一认可的方法论”，指出怀疑在当前批评实践中的方法论核心地位，赋予偏执概念以独特的优越性。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保罗·利科所言的“怀疑阐释学”几乎成了批评的近义词③。 继塞吉维克之后，向症候式阅读发起挑战的是史蒂芬·贝斯特(Stephen Best)和莎伦·马库斯(Sharon Marcus)。2009年，贝斯特和马库斯在《再现》(Representations)杂志主编了题为“我们现在如何阅读”的专栏，开创性地引入了“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这一概念，提倡关注文本的外在特征、语言形式和表现方式，而不试图深入解读文本的隐含意义。贝斯特和马库斯指出：“作为文学批评家，我们接受的训练是将阅读等同于阐释：为文本或一组文本赋予意义。作为在跨学科时代培养的学者，我们认为自己阅读和解读的文本既包括经典文学作品，也包括非经典文学作品。此外，我们还觉得自己有资格研究非文学对象，采用从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理论中借鉴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本身又在20世纪7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后，从文学批评中吸收了对文本细读和阐释的重视。”④在他们看来，在各个学科之间流传的不仅是一种普通的阐释观念，而且是一种特定的类型，这种类型认为意义是隐藏的、被压抑的、深层次的，并需要由阐释者来揭示和揭露。这种解释方式被称为“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我们接受了症候式阅读的训练，对它赋予阐释行为的力量产生了依恋，因此很难放弃文本及其读者具有无意识这一信念。与症候式阅读相对应，贝斯特和马库斯提出了“表层阅读”的概念。他们建议这样理解“表层”(surface)：文本中显而易见、可感知、可理解的部分；既不隐藏也不遮掩的内容；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看，它有长度和宽度但没有厚度，因此不涉及深度。表层是指那些坚持要被看到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必须训练自己去穿透的东西。表层首先具有物质性，其次是一种文学语言复杂的言语结构，此外还是一种情感和伦理立场⑤。关于贝斯特和马库斯对症候式阅读的批评，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表示充分赞赏，尤其是对两者强调对文学作品要“观看”(looking at)而非“看透”(seeing through)的观点。同时，菲尔斯基还认同贝斯特和马库斯所发现的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问题，即“批评家急于展示破译隐藏意义的技巧，却往往未深究文本的字面意义——从而忽略了一些看似明显但值得密切关注的东西”⑥。菲尔斯基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文本视作一个“非人类行动者”(nonhuman actor)，其影响力来自它与世界之间的诸多链接和纽带。 阅读方法之战的核心在于对以“怀疑阐释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学批评的反思，反对过度挖掘文本隐含意义和作者意图的深度阅读。塞吉维克、贝斯特和马库斯等学者均强调文学作为艺术品本身的物质性、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主张文学研究应回归文学本体。从历史上来看，这与西方学界20世纪90年代以降所掀起的“回归美学”热潮相呼应，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转变。阅读方法之战在本质上是对以20世纪文学理论为代表的文学跨学科阅读方法的质疑。 二、帕洛芙的诉怨：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反思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德·列文(Richard Levin)指出：“文学批评家今天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成为跨学科的研究者。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只需看看出版商的广告就会明白，这些广告常常鼓励我们购买某本批评书籍或选集，因为它们成功地‘跨越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或类似的说法。它们旨在创造的印象是，这是一项勇敢、困难且前沿的尝试，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暗示着那些依然局限于自己学科内的批评家是胆小的(或至少是懒惰的)、思想狭隘且完全过时的。而在该领域最近的辩论中，不采用跨学科的方法通常被视为一个严重的缺陷，几乎与不去建立理论一样严重。”⑦那么跨学科研究真的是文学研究的主导方法吗?在玛乔瑞·帕洛芙(Marjorie Perloff)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帕洛芙认为，当代文学研究者们所主导的活动，与其说是是跨学科的，倒不如说是“其他学科的”(other-disciplinary)⑧。 2006年，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年会上，时任主席帕洛芙对彼时盛行学界的文学跨学科研究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她说：“所谓的文学研究现在采用的主导范式来自人类学和历史学。”对于风靡一时的文学跨学科研究，帕洛芙有自己不同的见解，认为无论如何“跨”，“有一个学科明显缺席了，那就是被希腊人称之为‘诗学’的学科，即诗学这一门学问”。换言之，帕洛芙认为学者们没有把文学作为文学来研究。与此同时，帕洛芙积极肯定文学的本体研究，试图重振批评家们关于文学本体研究的信心。以2006年全世界范围内关于贝克特的纪念活动为例，她提出：“在深思这样的问题时，我们这些教授文学的人可能会发现，我们拥有的专业知识比我们想的要多得多。现在是时候信任那种最初吸引我们进入这个领域的文学直觉，并且认识到，与其渴望那些因为我们并不真正实践它们而显得如此异国情调的其他学科，我们其实需要的是在自己学科内更多的理论、历史和批评训练。结果显示，狂热的诵读者原来可以而且应该在我们的口头、印刷和数字文化中发挥真正的作用。”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