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是普遍存在于中国民间社会中的文化、社会和心理现象，①其常见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岁时节庆和人生礼仪中的民俗表演等各类娱乐活动，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民俗节庆活动中，人们为了营造出应景的欢乐与喜庆氛围，常常会表现出追求、制造和体验“热闹”的强劲动力。譬如，山西等地北方汉族乡村社会在春节期间开展的庙会、社火民俗活动就是颇具典型性的“热闹”文化，活动期间进行的扭秧歌、台阁、龙灯等多姿多彩的民俗艺术节目展演，当地人习惯称其为“闹热闹”或“闹红火”，意为通过“热闹”的方式使得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②与此类似，广西各地“三月三”歌圩节同样是以“热闹”为标签的节庆活动。在广西德靖台地的壮族社会，节庆期间人们在家屋、村落、圩市中进行山歌对唱来制造“热闹”气氛的实践，则相应地被当地民众说成是“暖屋”“暖村”和“暖圩”的具体方式，这些地方性的口头表述借助“暖”这个较为具象化的字眼，表达出了生活在同一个家庭、村落、圩市中的成员对温暖、喜悦、和谐、幸福等美好事物和生活的追求与向往。③可见，“热闹”在不同的地方社会不仅有丰富的呈现方式，而且有着多元化的地方性表述，其中往往蕴含着当地人对其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深刻理解，因而是我们研究“热闹”现象的关键切入点。循此理路，本文选择广西德靖台地的“圩诞”作为探讨“热闹”之文化逻辑和社会意义的具体研究对象。 一、“圩诞”研究的多元视角 “圩诞”是流行于广西德靖台地壮族民间社会的大型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在当地壮语中被称为“航单”或“航端”，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因其显著的“热闹”节日盛况而广为人知。长期以来，“圩诞”在当地圩市网络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然而，举办一次“圩诞”节庆活动的成本不菲，以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其资金开销多者可能会超过20万元，少者也要达到10万元左右。即便如此，各圩市的“圩诞”节庆活动主办方还是对此投入极高的热情，积极地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筹集大量的捐款、物资和人力，尽其所能地把节庆的各项活动办得热闹而隆重。重金打造之下的“圩诞”节庆，不仅有诸如关公游神等带有民间信仰色彩的酬神仪式，也有包括抢花炮、扮台阁、山歌比赛在内的传统民俗节目展示，其间更不乏时兴的广场舞、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轮番上演。在这些饕餮文体盛宴的吸引之下，圩市周边十里八乡数以万计的本地村民和远道而来的游客，在“圩诞”期间涌入圩市空间之内围观捧场，形成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其热闹程度堪比北方汉族社会中那些香火旺盛的庙会现场。 如此看来，在“热闹”的表征之下，“圩诞”并非一般的游乐节日，而是兼具民俗节庆的神圣性与世俗性这两个基本面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山歌对唱在德靖台地的“圩诞”节庆活动结构中占据着“头等大戏”的重要地位，学界曾经一度将其置于壮族“歌圩”的脉络之下进行研究。2000年以前，学者们倾向于站在客位的视角，侧重对“歌圩”的对歌择偶、人际社交、带动商贸等世俗性功能进行宏观概述与分析。④相对而言，仍然存在于当今“圩诞”节庆实践过程中的酬神仪式及其民间信仰意义，则被学者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如前人在论述歌圩的起源及变迁时认为，壮族歌圩节习俗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其活动类型、性质与意义逐渐完成了从“娱神”到“娱人”为主的世俗化转变。⑤ 恰好与此相反，2000年之后的相关研究，则注重从主位或主客并置的视角，对分布在各地的地方性“歌圩”习俗开展田野个案的调查分析，内含在当地“歌圩节”实践过程中的民间信仰仪式，也就逐渐在这个时候获得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⑥例如，陆晓芹通过德靖台地大道圩农历二月十八日“圩诞”节庆实践过程的民族志研究，不仅呈现了山歌比赛在世俗层面上对外部观众的游玩娱乐与交情会友等多重价值，同时也借由“暖圩”这一地方性概念，聚焦“圩诞”中的观音祭祀与抢花炮活动，并从求子、求财、求福等多个方面，重新审视了“圩诞”民俗活动对圩市内部民众所具有的民间宗教意义。⑦这种对“圩诞”节庆活动参与行为主体进行“内”“外”区分的分析路径，无疑为后来的相关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架构。 不过，总的来说，既往的相关研究对“圩诞”或“歌圩”节庆活动结构及其意义的讨论，或多或少还存在着二元划分和顾此失彼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在“圩诞”节庆活动的“圣”与“俗”之间，以往研究要么是强调酬神祭祀活动的重要性，要么是侧重文体活动的世俗功能，即便有的研究能同时看到“圣”“俗”两个方面的意义，但也局限于对其分开进行论述，并没有对二者在经济—社会—宗教上的深层关联做进一步的讨论。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追问几个彼此相互关联，且涉及“圩诞”节庆文化内核的重要问题：一是当地民众为什么不惜花费重金，也要热衷于把“圩诞”举办得热闹非凡，其动力源自何处?二是制造“圩诞”节庆热闹效果为什么既要世俗意义上的文体活动，又要神圣意义上的酬神仪式，而不是完全舍去传统的神圣性因素，把“圩诞”办成纯粹的现代文体盛会，或者是反过来完全抛开世俗性而只保留神圣性，从而使“圩诞”从一个综合性的传统民俗节庆在经过简化之后，变成相对单一的民间宗教仪式?三是在“圩诞”节庆的实践过程中，神圣性与世俗性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