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法兰克福学派史可以发现，美国时期是学派思想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作为纳粹时代德国犹太知识难民，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为躲避迫害而被迫流亡美国。阿多诺的传记作者克劳森(Detlev Claussen)曾说：“没有美国，就没有批判理论”(“Die amerikanische Erfahrung” 27)。这不仅说明学派成员的生命在美国得以保全，更意味着批判理论的生发与美国经验密不可分。在美国，市民社会的概念被扩展为一种全面的启蒙辩证法，资本主义的整合力量被揭示为最终自我否定的发展态势，理论家们也开始对经验社会科学进行辩证地吸收。如果没有美国经验，“社会批判理论将缺乏一种具体的形式，无法使其在1945年后对年轻学术一代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Claussen，Theodor W.Adorno 183)。学派论及的哲学、社会学、美学和大众文化等思想都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只有意识到“美国时期”之于批判理论的重要意义，才能真正认识到批判理论价值的有效性与复杂性。 本文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时期”(约为1934-1949年)这一历史阶段入手，审视学派成员如何受美国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影响而调整了自身的研究对象，回应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的新现实、新问题的具体过程，并由此提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化”这一学术命题，以探讨学派思想的美国性或在地性特征。“化”既是“动态、变化、转化”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互鉴”的方法论(曾军 林非凡 36)。“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化”命题揭示了“德国观念-美国经验”相互碰撞的特殊现象，一方面可以在影响层面深入考察学派理论在美国时期的形塑构境，另一方面可以在接受层面探讨学派理论的多维延展。更为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世界性理论话语生产具有深远的影响，唯有厘清其理论生发与形变的情境，方能更加敏锐地把握关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理论建设的特征，明确哪些是“德国话语”、哪些是“美国话语”以及哪些是“德美杂糅话语”。 一、研究视阈的碰撞：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本土思想派别的交往与论辩 1933年3月，随着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获取国家政权，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被迫关闭，中途经由日内瓦、巴黎、伦敦，大约一年半后总部迁往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继霍克海默之后，洛文塔尔、马尔库塞、波洛克、弗洛姆、阿多诺等人陆续到来，协力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时期”。抵美初期，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差异，霍克海默圈子与美国学者交往较少，且大多代表性著作在60年代末才逐步引起美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所以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状态标签是“辉煌的孤独”。然而事实却非完全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智识迁徙在一定程度引起了德国思想与美国观念的碰撞，这也正是惠特兰德(Thomas Wheatland)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跨大西洋思想史”典型案例的重要原因(xv)。30年代的纽约是欧洲移民迁往美国的主要入境点，欧洲思想经由这一枢纽进入美国，纽约也随之成为多元文化与观念的角逐场域，法兰克福学派也未能置身事外。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本土思想派别立足不同研究视阈进行的交往与论辩，成为批判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的先声。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①的方法论争，标示出文化研究中批判方法与实证方法、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分野。哥伦比亚学派是20世纪40至60年代享誉美国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群体，因依托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而得名，确立了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的社会研究范式与知识生产模式，重要学人包括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默顿(Robert K.Merton)、米尔斯(C.Wright Mills)等。两大学派的相遇始于1933年霍克海默领衔的权威与家庭研究项目，在弗洛姆的指导下，拉扎斯菲尔德的维也纳研究所完成了资料收集工作的奥地利部分，1935年拉扎斯菲尔德移居美国后，双方联系得到进一步加深。正如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所与广播研究所合作特刊前言中所述：“我们的部分思想首次应用于美国题材的研究，并涉身美国的方法论争鸣”(Horkheimer，“Preface” 1)。 1937至1939年，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在广播音乐研究项目中的冲突，是批判理论研究与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事件”。该项目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旨在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测量与评估大众文化和广播音乐的传播接受效果，进而寻找提升广播媒介传播效果与商业价值的最优方法。拉扎斯菲尔德邀请阿多诺参加该项目，部分是出于帮助阿多诺逃离德国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他将此视为融合批判研究与经验研究的试验场。对于出身欧陆哲学传统的阿多诺来说，拉扎斯菲尔德领导下的美国大众传播研究过分捆绑于文化产业的商业与政治利益：“学术研究的进行应该推进知识的新领域，而不是为了使富有的媒体巨头能够变得更加富有”(罗杰斯248)。关于如何阐释音乐拜物教现象的方法问题，阿多诺在长达160页的备忘录《广播中的音乐》中给出的剖析，未能达到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期待。他指摘阿多诺的见解“难以转换为经验主义术语”，对其漠视实证与经验研究的做法不以为然(Lazarsfeld 324)。尽管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早期的实证研究，揭露了美国媒体商业化模式与政治霸权的同构与共谋，具有一定批判属性，但这种批判的前提是承认美国社会框架的合法性，始终是建设性的、改良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则提出了超越固有结构的具有解放性和颠覆性的深度批判标准。由此，拉扎斯菲尔德所主张的理论视角融汇，实际上忽略了批判理论的本质特征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未能建立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互贯通的有效支点，双方的合作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成为大众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中“批判”与“经验”，“质化”与“量化”，“思辨”与“实证”方法论分歧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