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的锚点

作  者:

作者简介:
郁建兴,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数字政府、社会治理、公共政策研究;高翔,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政府管理与创新、数字政府、地方治理研究;黄飚(通信作者),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秘书长,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政策、数字政府研究(浙江 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伟大目标和使命,也是学术共同体参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时代责任。后发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长期受制于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面临着舶来知识体系解释力有限、本土知识生产悬浮于发展与治理实践的双重困境。提炼、建构关键词是撬动自主知识内容生产、体系确立的锚点。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是寻求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性的重要前提,是重构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形成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关键节点。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的提炼与建构应遵循以公共事务及其治理为范畴、具有重要性且发挥现实作用、重视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以及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双重属性等四项原则。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在寻求知识生产、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同时,需要与时代相呼应,勇于扛起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责任担当。


期刊代号:D01
分类名称:公共行政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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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近十年过去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纳入党治国理政的最高行动纲领,这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理论目标。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伟大目标和使命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觉追求。当前,各学科都已经广泛开展了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重要性、内涵内容、方法路径、知识预见的讨论,接下来的紧迫工作就是开启各自或一体化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进程。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确立是一系列事件。其中,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显学”,理应较快构建与公共管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关键变量角色相当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解释中国公共管理现象,贡献公共管理普遍理论,并且探索、指导、引领公共管理新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提炼、建构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是撬动自主知识内容生产、体系确立的锚点。

  二、以关键词为路径:建构开放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一)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的社会性

  一般而言,一条陈述能称得上知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被人们相信。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观点、讨论都是知识的构成部分,它必须经过验证,而且正确,并为人们所相信。相较于知识,知识体系就有了更高要求。它是知识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是知识逻辑自洽的有序组合。

  科学家共同体致力于客观呈现研究对象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但实际的知识生产却嵌入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场域结构。由此,知识体系并非抽象、客观、自明的存在,而是受到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结构影响的产物。进一步看,社会科学不仅在认识论层面具有社会性,在本体论层面同样具有社会性,其知识体系因而是建构现实社会的重要力量。相应地,把握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性,修正其中偏离客观性的结构性因素,其意义不仅在于建构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更在于建构更加可欲的人类社会。

  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知识生产过程。认识论关心科学家共同体能否辨识出社会现象中真实、客观的深层结构关系。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大体相同,能够客观辨识现象,并建立现象间的规律性联系[1],但实际的知识生产并不总是能够客观反映所观察的世界。知识生产对客观性的偏离,有来自能力的约束,如现实主义者认为现实与表象通常是二分的,研究者无法充分观察客观规律;但在更根本的层面上,这种偏离根植于研究者的社会存在和群体立场[2]49-96,如科学家共同体共享的认知框架。库恩将科学家共同体分享的世界观和信念体系概括为“研究范式”,认为范式规定了什么问题值得研究(价值取向)、需要使用哪些工具开展研究(概念、方法和理论),以及能够接受怎样的答案(话语传播)。而且,研究范式一旦确立,除非其解释力持续遭遇反常,否则该范式及其常规科学实践将始终延续,直至科学革命[3]1-40。

  范式看似科学家共同体共享的客观信念体系,但知识生产的社会学研究却表明,范式是高度社会性的,也是不平等的。研究者的学术实践不仅受制于科学范式,还受制于判断惯习和场域的资本、权力关系[4]1-58,从而体现出所在社会结构的显性或隐性权力关系。如女性主义学者指出,主流社会科学有着男性中心主义的特点,且只有处于相对边缘社会位置的弱势群体,才能感知到强势主体在主流概念和理论框架下所忽视的现象、议题[5],并产生出更具批判性的知识[6]。然而,除非主流社会科学包容这些批判性的发现,来自弱势群体的知识生产将难以成为有序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生产的社会性不仅影响知识体系的客观性,更影响社会建构的包容性。这一影响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本体论有关。本体论在逻辑上先于认识论,主要关注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的、真实的“外部世界”[1]。自然科学研究物质世界,认为世界独立于人类的知识、意志。社会科学则更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这种论点广泛存在于社会科学各学科,认为社会演进受人类观念、行为影响,难以预测、不可重复,体现出非遍历性(non-ergodicity)[7]或历史特殊性③。而且,人类掌握的知识正是推动社会演进的重要力量,即人类社会不仅是知识的解释对象,也是吸收知识的主体,它通过吸收知识而持续改变自身运行[8]。也正因此,社会性的知识生产不仅导致知识体系建构偏离客观性,更进一步影响人类社会的建构方式。

  (二)全球化与后发国家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双重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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