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易地扶贫搬迁旨在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是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中投入最大、难度最高、链条最长的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总体评估，研究制定过渡期后帮扶政策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聚焦原深度贫困地区、大型特大型安置区”，一方面强调“从就业需要、产业发展和后续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完善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强调“提升安置区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建立关爱机制，促进社会融入”。民政部等九部门《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更具体地要求“拓宽就业渠道”“构建全周期后续扶持机制，努力把安置社区建设成为安居乐业的幸福新家园”“促进搬迁群众社会交往和互动，增强归属感和认同感”。 可见，促进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简称“安置社区”)居民的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构成了其社区治理的两个重要面向(黄祖辉，2020；徐明强，2022)。以往研究对这两个方面已有探讨。有学者关注搬迁居民的生计转型，讨论通过产业培育和岗位适配，实现收入的有效增长(田鹏，2023；汪磊等，2024)。有学者则关注社会适应，认为搬迁居民面临社会资本的断裂和社会时空再造的困境，强调通过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促进社会融入(高万红、李晓娇，2023；周孟亮、肖露，2024)。还有部分学者同时关注这两个方面(郑娜娜、许佳君，2019；赵文杰等，2024)。 这些研究对安置社区的治理模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归纳，但略显不足的是，以往学者相对独立地探讨搬迁居民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的方式，没有充分把握安置社区结构的独特性，也未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本文认为，社区治理模式需要与社区结构特征相适应，在充分呈现安置社区结构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展示其治理模式的特色。安置社区居民需要实现由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居民从大山深处搬出来，以往的生计方式和社会资本都难以在新环境中延续，因而面临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断裂”。在居民重新建立职业生活和社区生活的过程中，两者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关联性。 安置社区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同时考虑稳定和发展、效率和公平等不同议题，以实现个人与社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统筹协调。安置社区治理模式与其他社区类型有哪些差异，安置社区如何协调完成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治理任务，在以往研究中尚未做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两个安置社区的田野调查，探讨脱贫攻坚及其后续帮扶如何塑造了安置社区的结构，以及这种社区结构又如何影响其治理模式的选择，提出社区内“职业-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希望以此呈现安置社区结构的独特性，进而探讨这种社区结构如何塑造了其独特的“赋能-融入”治理模式，以帮助居民更好地实现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 二、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 (一)社区结构的“职业-社会”分析框架 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处于不断变迁过程中。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后，城市基层治理发生了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型(何海兵，2003)，农村也经历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体系的瓦解(张乐天，2019)。各个时期的治理模式各不相同，但都与宏观制度背景塑造的社区结构相适应(路风，1989)。因此，要探讨安置社区的治理模式，首先需要分析其社区结构的独特性。 以往的社区研究主要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和社区社会资本①两个范式。“国家-社会”关系范式认为，国家对社区公共生活具有重要影响(Skocpol，2008)。国家的介入会影响社区内的制度结构、邻里机构的设置(Sampson，2012)。考虑到中国背景下党组织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林尚立，2001)，在社区治理中党组织的纵向协调也起到引领作用(刘欣、田丰，2021)，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主要从垂直维度出发，关注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区力量的互动与协调。安置社区本身就是通过政策干预重新组织起来的社区类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投入了大量治理资源。但是，“社区”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的行动者构成的，其与国家治理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互动模式。 社区社会资本范式则认为，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网络等社会资本要素具有重要意义(Putnam，1993)。一个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比一个社会资本匮乏的社区更可能实现积极的社区公共生活。可见，社区社会资本范式主要从水平维度出发，关注社区成员之间的连接以及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在安置社区，居民面临着社会资本的断裂，亟待重建社区社会资本。但该范式并不能很好地回应“社区社会资本何以形成”的问题(Woolcock，1998)，也相对忽略了社区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成员之间的资源差异。 近年来，社区结构分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分析社区成员构成，能够更加细致地把握社区社会资本生成和瓦解的过程，也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的有效性。在社区结构分析中，居民之间基于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非常重要。21世纪以来西方兴起的社区异质性研究就注意到，社区成员之间在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会增加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而损害社区社会资本(Alesina & La Ferrara，2000；Putnam，2007)。国内学者也注意到，社区内的中产阶层往往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群体，而“以居委会为中心”的更多的是社区弱势群体，不同职业地位的居民与社区治理者的关系出现了分化(闵学勤，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