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物”的角色似乎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变。①在早期的慈善救助工作中，物质匮乏是受助者的显性需求，例如食物、衣物、住所等资源直接关乎其生存福祉。尤其是在17世纪西方的“济贫运动”中，社会工作的重点是满足服务对象的生理性需求，并试图用宗教劝导等手段治疗情感性问题及应对个人困难。②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物质匮乏得到了缓解，社会工作的关注点也逐步转向了“心理疗愈”“行为改善”和“关系建构”等非物质层面。③物不再被视为社会工作的核心，而是沦为专业服务中看不见的附属品。与此同时，有关物的讨论也很少出现在社会工作理论中。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转向，虽极大地深化了社会工作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理解与关怀，却也无意中造成一个长期“见人不见物”的理论盲区，使得我们无法充分把握服务对象生活的复杂性与整体性。例如，在处理亲子冲突时，社会工作者往往聚焦于亲子沟通技巧的训练及其关系调适，却可能忽略了服务对象所处的物质环境。孩子没有独立空间做作业，父亲下班后也无处放松，持续的隐私缺失不断诱发家庭成员的负面情绪。这种物质空间的紧张感持续地生产着人际关系的摩擦，使得任何脱离环境改造的纯粹关系调适都难以持久和有效。因此，当社会工作的干预措施悬浮于物质现实之上时，其服务的成效便会大打折扣，无法真正触及服务对象的生活根基。事实上，物一直是社会工作服务场景中的客观存在，如西方社会工作的先驱玛丽·埃伦·里士满(Mary E.Richmond)就特别重视物在专业服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她将物视为服务评估的间接证据并提出“案主的家庭环境就是他生活条件的真实证据，餐桌上的食物就可以真实地表明案主家中是否有充足的食物，等等”。④此外，里士满还将物作为专业帮扶的工具，她认为“只要案主家中一些熟悉的物品使他感受到积极生活的一面，这种服务效果就会很大”。⑤尽管如此，物在社会工作服务中仍未受到足够关注，更缺乏系统的理论提炼，其充其量被当作满足服务对象生理需求的辅助工具。⑥换言之，虽然社会工作常常强调为服务对象链接“资源”，但这种资源物更多是在工具性逻辑下被理解的，它被视为一种等待工作者去挖掘、链接和分配的被动物质。而本文强调的“物”不仅是社会工作者达成目的的工具，更是深度融入并共同构成服务对象生活世界的积极参与者。如一个轮椅，它不仅是出行的“资源”，更是残障者身体的延伸以及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深刻影响其社交互动的方式。因此，本文所言物的缺失，并非指社会工作不提供物质援助，而是指在理论认知层面，学界长期未能充分识别和阐释物所承载的能动力量、情感象征和社会意义。 那么，究竟“物”为何意呢？学界的界定比较复杂。英文世界有诸如“material” “thing” “object” “stuff” “matter” “artifact”等提法，而中文世界则有“物”“东西”“玩意儿”等表述。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既相互叠加，又不全然一致。⑦为避免陷入无谓的概念辨析与争论，本文侧重于讨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具体物，既包括食物、衣物、植物、房屋等可感知物，也包括网络软件、虚拟礼物、线上课程包等虚拟物。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物主要从社会工作实践的视角理解和阐释。当然，随着全球技术变革的日益深化，物的内涵也逐渐突破了工具化的定势。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物深度参与到人们的社会交往、情感连接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如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平台等既为服务对象提供便利，也重新塑造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伦理等议题的兴起，也促使我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⑨面对这些变化，作为一种充满社会关怀并致力于提升社会福祉的专业，社会工作有责任将伦理关怀扩展至非人类世界，关注物的“福祉”及与人类福祉的关联。⑩因此，重新思考物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价值和功能，不仅是其理论拓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服务效能提升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兴起了物质转向的新趋势，学者们重新审视物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挑战长期“重人轻物”的定势思维。许多研究也开始强调物的能动性和活力，认为物并非是被动的客体，其本身就具有行动力和影响力，物与人类共同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通过彼此关联和互动产生社会效应。(11)这些研究结论为我们理解物的社会性提供了重要参考工具。但在社会工作领域，尽管也有学者开始注意到物的相关议题。(12)但整体来看，仍然缺乏对物的价值进行系统性思考，大多数研究只关注特定物在实务中发挥的功能，如，考察社会工作历史档案或遗产材料的保护与发展(13)，分析汽车在儿童和家庭社会工作中的应用等(14)。这些研究对物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将物简化为冷冰冰的物质存在，忽略了其承载的情感象征和社会意义。如，礼物作为物的一种具体表现，早被证实在维系社会关系、传递情感和构建信任方面具有独特潜力(15)，却很少被纳入社会工作实践视野中。 综上，重新将物带回到社会工作的研究中心，审视其在专业服务中的价值，对推动社会工作理论拓展和实务模式创新均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具体从三方面推进研究：一是探寻社会科学的物质转向对社会工作理论拓展的启示；二是呈现社会工作实践中物的具体类型及其功能；三是探索社会工作实践的物质敏感性，从“以人为中心”的道德实践迈向更具包容和反思性的“道德—物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