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治理任务的下沉，基层治理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关注。作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工作也逐渐获得党和国家的认可。尤其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更是把我国社会工作纳入党的社会治理事业之中，凸显其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1]如何在现实环境中促进人的自我成长便成为我国社会工作者开展专业实践的关键。[2]不管是弱势人群还是普通居民，甚至能人和乡贤，都需要在社区环境中找到自我成长的空间，改善自己的现实生活状况。[3]实际上，在现实环境中寻找人的自我成长始终都是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核心命题，无论在社会工作的实践方面还是理论建构方面都离不开对“人在情境中”这一社会工作核心理念的考察，它要求社会工作者始终把服务对象置于现实环境中，帮助服务对象在现实环境中实现自我成长。但是，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走的是一条实证主义的专业化发展道路，所建构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逻辑是建立在人与环境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这导致人们往往将个人的自我成长视为个人的心理成长，是个人潜能的实现。这种认知不是忽视现实环境对人的改变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把个人的自我成长与现实环境的改变对立起来。 因此，我国对于如何促进人的自我成长的研究需要同时结合个人的心理成长与现实环境的改变这两个方面，深入分析现实环境中人的自我成长的心理机制，为继续推进我国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找到学理依据。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之后，对社会工作治理功能的强调以及如信访[4]、调解等新兴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拓展[5]，都迫切需要我国社会工作者找到扎根于中国在地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创建社会工作的“中国学派”，回答“中国之间”。 二、研究之困：徘徊在个人心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专业社会工作 现实环境中人的改变不仅关乎个人心理(如认知、情感和行为等)，而且关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如家庭关系、人际网络以及社会制度等)，是一个同时关联人与环境的复杂过程。正因如此，对其的考察有的侧重微观个体心理改变，有的偏向宏观社会环境的改善[6]，这导致专业社会工作理论产生了个体主义取向与结构主义取向的争议。[7]这种把个人心理与社会环境拆开的社会工作理论视角是由一种机械式的单向决定论——即不是从个人决定论入手就是从社会决定论出发审视现实状况——导致的。[8] 作为专业社会工作先驱者之一的玛丽·里士满，深知现实环境对个人生活改变的重要性，她把社会工作视为“在现实环境中助人”的学科，她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一书中强调“在环境中理解人的行为”[9]，即从现实环境出发考察个人的行为。但是，当里士满深入探讨如何促进个人改变的个案工作时，却发现需要回到心理学才能解决个人的现实问题。里士满假设，社会工作者通过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心理问题就能够达到改善其现实生活状况的目标。[10]尽管个人心理与现实环境在形式上取得了联结，但实际上二者是相互分割的。专业社会工作的另一位先驱者简·亚当斯的立场则更为鲜明，她站在社会环境的角度审视社会工作，试图通过改善居民的互助关系来间接促进服务对象心理和行为的改变。然而，只注重社会环境改善而忽视个人心理的做法同样也面临困境。单纯社会环境改善根本无法触及个体深层的心理需求和情感困扰，导致社会环境改变的成效有限，而且难以持续。[11]这样，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就出现了两极现象：注重个人心理改变的转向精神分析等心理学理论；强调社会环境改善的则转向关注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分析的社会学理论。 早期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发展纳入科学观察视野，从个体在不同成长阶段获得满足以及能量释放方式出发考察人的心理发展过程，认为一旦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个体就会出现焦虑，产生问题行为。[12]这样，个人的心理就成为这一阶段专业社会工作关注的重点，由此服务对象的问题被解释为源于个体内心的某种障碍或者冲突。这一阶段的专业社会工作倾向于通过帮助个人洞察自己内心冲突实现自我了解与顿悟，从而达成个人心理改变的目的。这样的实践逻辑的依据是心理学理论的解释，如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等。然而，这种只注重个人心理改变的专业社会工作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个人的心理问题往往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仅仅依靠个人心理调适难以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13]这种过度强调从个人心理角度解释问题的方式只会导致个人的“污名化”，即将个人遭遇的问题归咎于自身能力不足或者性格缺陷。[14]显然，这既忽视了社会结构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也违背了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 实际上，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早期，高登·汉密尔顿就试图弥合她的老师里士满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鸿沟，她用“人在情境中”来概括社会工作的特征，强调对现实环境中人的成长改变的理解需要同时结合个人心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15]然而，由于专业社会工作推崇实证主义科学观，把人与环境对立起来，难以实现现实环境中个人成长改变所需要的心理与社会的整合。研究者们要么把自我视为个人的心理，侧重从个体角度解释人的成长改变；[16]要么将环境作为个体之外的世界，侧重从环境角度理解人的成长改变。[17]这就必然导致专业社会工作在侧重个人心理与社会环境之间不断来回摇摆，有时偏向个人心理，有时又偏向社会环境，始终无力回答社会工作这门在现实环境中促进人的自我成长学科的核心问题。尽管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专业社会工作试图通过社会建构的逻辑缓和个人心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18]，通过对话、叙事和批判反思等方式，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成长。[19]然而，这种社会建构逻辑仅仅讨论了人与人之间通过语义层面进行互动和意义建构的过程，并没有找到在现实环境中人如何通过行动达成自我成长的答案。 三、理论缺失：个人心理与社会环境分离的心理学传统 心理学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于理解人在情境中如何实现改变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实验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两大重要理论流派，在推动心理学向科学化和人性化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人心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分离。然而，在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这种分离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