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以来，与技术有关的实践活动在现代社会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同时也是社会方面的，技术活动的进行和发展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1]以及道德结构。技术伦理研究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的技术伦理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关键的混淆，即对于“技术”与“技术制品”的混淆。这一混淆不仅是基础概念上的混淆，同时也是相应研究方法上的混淆。 对于技术与技术制品的混淆可能有三种表现，其一是用制品的属性去解释技术活动的属性；其二是将技术活动解释成制造制品的活动；其三是混淆技术制品与技术活动各自不同的影响，或将技术活动的影响还原为技术制品的影响。 这种混淆不仅是片面和有缺陷的，同时也造成了新技术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理论张力。本文第一部分将讨论上述混淆的历史由来与具体表现。第二部分将讨论技术制品分析所具有的缺陷。第三部分将讨论技术与技术制品在伦理学意义上各自具有的独立性，并对技术与技术制品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说明。 一、从关于人的技术哲学到关于制品的技术哲学 从发展历史来看，现代的技术哲学可以被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经典技术哲学，与80年代后发生实证化转向的新技术哲学[2]。经典技术哲学也可以被称作“人文技术哲学”，因为此类技术哲学主要从社会和人文的角度出发，并且共同接受了“人性(humanities)优先于技术”的分析路径[3]。人文技术哲学有着将技术当作“黑箱”进行处理的倾向，进而忽视了技术过程的细节。人文技术哲学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政治、道德产生的影响。对于这一核心论题，人文技术哲学家大多持有批判态度。布雷(Philip Brey)认为人文技术哲学的这种倾向可能源自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技术乐观主义的批判性回应[2]。 缺乏对技术细节的分析可能带来两个后果，其一是误判技术应用的实际效果；其二是无法追溯技术后果的真正来源。人文技术哲学的分析能够在整体上发现技术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却很难找出这种不良后果在复杂技术过程之中的真正由来，进而也就不能对其进行纠正。因此人文技术哲学有着最终倒向整体的反技术立场的倾向。 与之相反，实证技术哲学的讨论，通常以具体的技术案例为对象，分析技术(尤其是技术制品)的实际作用机制，具体刻画技术制品与人类主体的交互。我们可以从许多研究中看到这种倾向。例如安格温(J.Angwin)等人考察了法官使用算法工具评估假释犯人风险性的实际案例，认为算法工具在机制上存在歧视，并最终通过实际的判决将歧视现实化[4]。再如格雷(C.H.Gray)对宙斯盾系统击落民航客机事件的分析发现，因为该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十分有效和可靠，甚至比人类判断更可靠。因此该系统的使用者倾向于无条件相信它的判断。而一旦系统发生误判，便没有人能够阻止灾难的发生[5]。康明斯(Mary Cummings)亦分析了类似的现象，并将这类现象总结为人类主体对自动化系统的过分依赖[6]。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实证化研究都深入技术制品的实际运作细节之中，试图说明技术与其后果之间的真正关系。 人文技术哲学的另一个缺陷是将技术塑造为一种不可还原的、自我决定的、独立发展的对象，这种技术观导致了技术决定论的立场，认为技术的发展“要么因为科学进步，要么遵循其自身逻辑，然后对社会产生影响”[7]3，而否认社会结构对于技术发展过程的塑造能力。 同样与之相反，实证技术哲学注意到了社会结构对技术发展过程的塑造。技术的发展被认为具有多向性和偶然性，同一领域的某种技术可能在一个时期展现出多种发展方向。这些发展方向导向不同的后果，而参与技术实践的社群通过促进其中某个方向的发展，或是迟滞另一方向的发展，事实上塑造了技术的发展过程。约翰逊(D.G.Johnson)认为“众多行动者——科学家和工程师、资助机构、监管机构、制造商、媒体、公众等——影响着[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些行动者通过谈判来确保新技术的设计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最终，围绕某一特定设计和新技术的理解达成了一致”[8]。 在相反的方向上，技术同时也对社会结构起到了塑造作用。技术和与技术有关的生产活动可能会寻求某种社会结构作为其基础，也可能因技术发展带来的改善而促进某种特定社会结构的发展。温纳(Langdon Winner)通过对技术政治的研究发现，核能的应用可能导致威权的政治结构，而高效种植番茄的大型机械则促进了集中化的生产方式，并淘汰了小规模的传统生产方式[1]。 我们可以从上述例子中看出实证技术哲学相较于人文技术哲学的优势——更加贴近工程实践。然而实证技术哲学也具有缺陷，即过分地聚焦于技术制品，而混淆了技术实践之中“技术”与技术制品各自不同的影响。 对于技术与技术制品的混淆可能有三种表现，其一是用制品的属性去解释技术活动的属性；其二是将技术活动解释成制造制品的活动；其三是混淆技术制品与技术活动各自不同的影响，或将技术活动的影响还原为技术制品的影响。 温纳在关于技术政治性的研究中，将番茄种植业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转向集约化生产的现象归结为大型采摘机的应用，并将其最终还原为大型机械的某些属性——体积巨大、成本昂贵——所造成的结果[1]。这一研究体现了上述混淆中的第一类倾向与第三类倾向。温纳首先将具有道德性质的后果解释为技术制品所带来的影响，而后又将这种影响解释为技术制品属性的结果。在另一篇文章中，温纳更是明确地将技术哲学定义为对“人造辅助工具”的批判性研究[9]。 而第二类倾向，即将技术活动解释为制造制品的活动，在设计哲学这一技术哲学的子学科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设计哲学将“设计”视作技术问题的核心环节，并认为“设计”是技术后果的根本来源。在传统哲学或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中，从属于人的要素(意图、欲求、价值追求、社会博弈)对物质过程起到了单方面的推动作用。而在设计哲学的分析框架中，这些从属于人的要素与从属于物的要素(材料属性、物理过程、制品功能)被打包在一起，统一地称作“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