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学理上厘清现代化与文明的内在关系，是理解、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之文明向度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工作。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原则高度，将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尺，将“文明”视作表征人类社会发展性质、状态和面貌之进步性的总体范畴。现代化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18世纪欧洲以工业革命开启现代化历史进程以来，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飞跃性提升，社会各领域发生了系统性变迁，人类文明进入全新发展时期，现代化逐渐成为描绘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建构的主流概念、基本指标。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文明内嵌于现代化进程中，是现代化发展的最终归宿；现代化作为文明发展的驱动力，能够推动文明向更高阶段演进。二者具有双向互动关系和深刻价值关联。 文明向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及其实践成就的总体性表达，是坚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根基。承接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与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中华文明实现创新性变革，彰显出与西方现代化有本质区别的文明特质，具有深刻的文明意蕴。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从根本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文明发展为内在要求的现代化，从理论上正确理解并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向度及其内在逻辑，对于在实践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意义重大。 一、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 现代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立基于中华文明的内生性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②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的丰富文明成果，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是“民为邦本”的执政理念。民众、民情、民生是影响传统农耕文明孕育发展和国家政权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民本思想与人口治理的协同演进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尚书·五子之歌》首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③将天下万民作为治国之本。西汉贾谊的“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④强调国家上下应该以民为本。唐太宗李世民的“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⑤将黎民百姓视作国家的根本。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始终高度重视民之于邦的基础地位。中国自古就是人口基数较大的国家，民众是国家的基本构成元素与重要实体。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以土地制度来平衡人口变动与土地分配之间的关系，通过不断完善的户籍制度实现对人口数量、分布和结构的统筹管理，根据人口规模制定弹性赋税政策等，在社会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制度实践与经验智慧。中华文明“民为邦本”的执政理念，为今天“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深刻启发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民本”为锚，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将规模压力转化为发展动能，将人民力量凝聚为文明跃升的伟大动力。 二是“富民调均”的伦理追求。中华民族高度重视社会和谐、公平分配和民生福祉，将共同富裕视为高层次的社会理想，致力于构建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管子·治国》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⑥强调实现百姓富足之于社会整体的关键作用。其后，诸如荀子的“上下俱富”、刘安的“安民足用”、傅玄的“民富则安”等思想，进一步阐发了“富民”的先进理念，推动了统治者实现人民富足和国家富强的政治行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残酷现实在古代社会时常出现，实现共富，既要“富民”，又要“调均”。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⑦的公平分配思想，荀子“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⑧的正义理想，北宋改革家李觏“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⑨的事实揭示，无不传达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分配的伦理诉求。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均”，并不是拉平上下等差的平均主义，其本意是以“礼”为度，使社会各得其所。中华文明中“富民调均”的伦理追求以富民为根基、调均为手段、共富为目标，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模式的核心价值底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对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共富理念的当代表达，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 三是“富而教之”的价值传统。古代先贤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探讨，既包含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并重的辩证思考，又强调经济基础优先的秩序性、系统性，这可以集中凝练为“富而教之”的价值逻辑。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⑩强调物质繁荣与精神教化需同步推进，并将物质富裕作为道德教化的前提。孔子一生从教，当子贡提出“富而无骄”时，孔子将“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11)作为实现物质富裕后应有的更高层次的修养姿态。荀子提出“国无礼则不宁”，(12)指出倘若国家过度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社会规范和精神教养，便难以持续发展。在精神教化方面，中国先贤始终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孟子的“舍生取义”、老子的“见素抱朴”、墨子的“兼爱交利”等思想主张，都强调在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同时必须讲求道义，推进精神世界的丰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深刻植根于中华民族“富而教之”的文明基因，这一价值传统以辩证统一的哲学智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物质膨胀与精神异化的二元对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文质兼美的文明形态提供了思想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