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强势崛起，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探讨日渐活跃起来。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前缀涌现出“国家叙事”“文化/文明叙事”“规律叙事”“意义叙事”以及“理论叙事”“实践叙事”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表述，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对象形成了叙事逻辑、叙事结构、叙事话语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丰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视角，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意涵提供了有益启示。同时也要看到，叙事究其根本是人们基于特定目的和需要描述刻画事实并赋予事实以意义的话语建构，“事实分析”是叙事的前提与基础，“话语建构”是叙事的内核与指向。当前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研究总体上从属于“事实分析”，即侧重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样”“从哪里来”“取得什么成就”的经验事实，侧重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之于西方现代化的创新突破及其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启示借鉴等。面向未来，如何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经验和规律，统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事实分析”与“话语建构”，通过讲好中国现代化的动人故事，对内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对外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以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叙事为例，按照事实分析与话语建构相统一的思路，分析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叙事的价值意蕴(“为什么建”)、内容结构(“建什么”)、建构理路(“怎么建”)，以期深化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 一、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叙事的价值意蕴 叙事(narrative)是“构造人类的‘时间性存在’和‘目的性存在’的语言形式”。①将这种语言形式运用于考察分析历史，借以叙历史之事、述历史之义、求历史之理，便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叙事。如何建构历史叙事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重大命题。称其“古老”，是因为历史叙事是历史学最早确立的范式，其要义在于通过记述历史事实、总结历史经验、明辨历史是非，将散落在时间链条上的历史事件串联为前后继起、逻辑严密的历史整体，借以探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义理。称其“年轻”，是因为历史叙事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现代学术议题，肇始于近代以来历史研究科学化的浪潮之中，形成于20世纪语言分析哲学广泛兴起的背景之下，遭到了从实证主义史学到叙事主义史学的冲击和解构，以致在历史能否被叙述、历史事实能否被揭示、历史叙事与历史编撰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陷入了纷争，甚至对社会层面的历史虚无主义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②称其“重大”，是因为历史叙事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传统，塑造着这个民族和国家“可以共同分享的经验、一致默会的忠告、不言而喻的共同情感和作为共同话题的记忆”，③对于培育和增进个体之于民族国家的认知和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化是指涉长时段历史发展进程的时间概念，同时蕴含着关于如何认识处理历史与现实、当下与未来之间关系的价值判断。现代化进程既体现为马克思所说的“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④也体现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富有主动性的探索与创造。由此，现代化的历史总是同现代化的叙事相伴相生、如影随形，不同现代化方案总是贯穿体现着不同的叙事图景和叙事逻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叙事，意味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出发，透过现代中国与历史中国、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多维历史纵深，刻画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故事，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有助于全面证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现代化本质上是由群众参与并推动的历史活动，只有证成了自己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认同，凝聚群众的热忱和力量。这种证成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历史性变革，已然从实践层面证成了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⑤然而，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理论范式，中国式现代化还需要聚焦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将“实践证成”的辉煌成就转化为“理论证成”的思想伟力，逐步形成对内凝魂聚气、对外增强国际传播的话语优势。在这一进程中，历史叙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叙事，可以通过系统阐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问题，增强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叙事，可以通过敞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纵深与深化中外现代化道路比较，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和优势。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有助于超越西方现代化话语及其叙事逻辑。现代化是一个发端于西方的理论话语，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最早也是由西方国家建构完成的。在西方叙事中，现代化是一个从西北欧延伸至美洲、再经由美洲辐射至全世界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的开端由启蒙运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所构成——启蒙运动将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激活了人的理性精神，为现代化扫清了思想障碍；英国工业革命以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为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法国大革命将启蒙运动倡导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历史实践，动摇了欧洲大陆数以千年的封建秩序，为现代化开辟了政治道路。从这个开端出发，西方现代化叙事把启蒙精神、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现代化的基本标尺，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历史进化论作为现代化的理论基础，进而将全部人类历史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将整个世界划分为“野蛮”与“文明”两个部分，将欧美现代化的具体经验确立为现代化的普遍规范或标准，将人类走向现代化解释为从传统到现代、从野蛮到文明、从“非西方化”到“西方化”的必然趋势。正是沿着西方现代化叙事逻辑，费正清在《中国与美国》《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等著述中主张以“冲击-反应”机制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社会变革都是由“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所推动的。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等著述中则进一步指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缺乏内源性的再生能力，鸦片战争不过是现代文明与前现代帝国的总体冲突。有鉴于此，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叙事，至关重要之处在于突破西方现代化叙事体系，以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以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将现代化内涵的定义权、现代化标准的制定权、现代化历史的阐释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