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并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就不能不先行地回到它的具体历史语境，这也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现象，中国式现代化承载并积淀着世界历史的丰富内涵。它就像一个“全息元”，表现出文明互鉴意义上的独特规定性。正是这种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固有的特质。 一、西方现代化离不开“东学西渐”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现代化无疑最先出现在西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讨论现代化和文明互鉴时，有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这就是：现代化在其发生学意义上究竟是一个地域性的事件，还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其实，更恰当的提问方式应该是：现代化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地域性事件，又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全球性事件？ 单纯从空间坐标角度看，现代化的实际发生的确是地域性的，但就现代化的实质来说，它并不是一种狭隘的地域性现象，而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现代化的历史发生和历史发展，都不是一个单向度的线性过程，而是通过人类普遍交往所实现的文明互鉴的历史表征。就此而言，文明互鉴无疑是理解作为世界历史现象的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因此，应该从整个人类文明转型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作为世界历史现象的现代化。现代化从其肇始阶段起就不曾是以某一国家、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为单位而发生的孤立自足的事件。西方文明中的诸因子倘若离开了异质文明特别是东方文明的实质性介入，也无从被激活并转化为现代性建构所不可或缺的积极规定，从而历史地表征为现代化过程。值得追问的是，这种解释是不是一种外因决定论呢？回答是否定的。持外因决定论的人，要么孤立地“就事论事”、看不到事情背后的深层文明背景及其联系，要么故意对此视而不见。 这里的问题是：在“西学东渐”之前，是否也有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西方近代的工业革命？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学问在多大意义上影响了西方近代的启蒙进程？中国传统的制度在怎样的意义上影响了西方近代的社会变革？离开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先行开展，西方现代性能否被实际地孕育形成？ 西方现代化无疑是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毋宁说就是资本主义化，它们两者可以被看作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面相”。在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发生所作的解释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在历史上的出现，是多种多样的因素耦合而成的结果。例如，艾恺就强调：“我认为现代化是各种因素的连接，而巧合在一个时间点上。好比说，没有牛顿力学的革命和资本主义阶级的兴起，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反言之，如果不是有15、16世纪的探险时代及欧洲的扩张，加上文艺复兴时代与君主集权出现时的古典学复兴，这些也都不可能发生。”①艾伦·麦克法兰也认为：“现代性的要义在于，一系列似无历史可能性的表征必须同时出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②按照这种解释模式，现代性及其外在表征的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就变成了一种“巧合”。它暗示我们，现代化不过是许多因素在某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凑合”而成的历史事件。但也正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现代化是一个无法复制和再现的具有唯一性的个案。吊诡的是，面对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或现象，当我们把制约它的所有变量都一一“找齐”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还是一种“解释”吗？它事实上不过是对一个历史个案所作的“充分”刻画，这同“解释”的初衷是不相侔的。所谓“解释”，需要在各式各样的变量中剔除所有偶然的因素，保留下起决定作用的必然联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诸多因素的描述，毕竟向我们提供了比“干瘪的”因果关系及其必然性远为丰富和逼近“事情本身”的东西，其启示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和考虑历史事件复杂性的一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启蒙现代性的历史后果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③。这意味着理性尺度的独断化。理性精神最典型的文化形态就是自然科学。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④如果说理性尺度的独断化构成现代性的本质特征，那么现代科学的源头还要到古希腊哲学那里去寻找，这意味着现代性的基因在欧洲是有一个古典来源的。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一基因倘若离开了特定的历史契机，未必能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得以复制和表达。从历史角度说，西方现代化可以一直追溯到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朱谦之认为，文艺复兴“从13世纪以来，从东方各民族那里取得东方技术上的成就，为其物质的重要条件”⑤。择其要者，要数造纸、印刷术、火药和罗盘针。从广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战争”也是人类的交往方式之一。他们指出，在传统社会“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⑥。战争无疑是一种“恶”，但从历史的观点看，它又是一种必要的“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说：“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⑦从文明传播的角度看，战争往往还在客观上起到某种值得肯定的作用。早在13世纪发生的蒙古人对欧洲的征服，也给西欧传入了中国的技术发明。例如，赫德逊指出，“欧洲人得知中国的刻板印刷是蒙古人征服的结果”⑧。 二、中国古代文明在技术、观念和制度层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影响 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技术的西传，对于引发欧洲社会的革命性变革，的确起到了某种关键作用。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对此，马克思强调：“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⑨当然，正如马克思已经说过的，“最伟大的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属于手工业时期”⑩。在手工业时期，这些“发明”尚未显示出如此巨大的革命性作用。可见，仅仅是这些“发明”本身，还不足以单独促成它们后来在西欧社会所引发的那种深刻变革。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些“发明”早就出现了，但未曾产生过类似的历史作用。因此，离开了西方文明特定因子的先行存在，这些“发明”的潜在意义是难以被诱发出来的。这些“发明”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命运就表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因子对于现代性的历史发生才具有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