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如何建设这样的文化等时代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观点、新论断，在“形于中”和“发于外”两个层面强调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1](P199)，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这一思想提出以来，学界从多个维度对其原创性贡献展开了丰富且深入的研究，有学者从文化本质观、领导观、遗产观和交往观等方面进行概括，也有学者从文化功能、使命、原则等维度展开研究，总体上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鉴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本文无意也无力涵盖其所有原创性贡献，故而旨在聚焦于最具基础性的三个维度：文化主体论、文化使命论、文化功能论，为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以期为后续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选择这三个维度的学理依据在于：其一，文化主体论解决“谁来领导文化建设”和“谁来创造文化”的根本问题，是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其二，文化使命论解决“为何创造文化”和“文化向何处去”的价值导向问题，是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其三，文化功能论解决“文化如何作用于社会”和“如何发挥文化效能”的实践问题，是文化价值的现实体现。三者之间形成“主体—使命—功能”的逻辑链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这三个维度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供给力、批判力及解释力，明确了文化主体的新使命，强调了文化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推动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一、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发展文化主体论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文化主体是人，文化具有实践性、民族性、社会性和时代性的特征。在对“文化”的定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虽然并未直接明确提及或界定“文化”的概念，但是二人从文化的启蒙功用出发讨论了文化的价值，将文化确认为知识水平、接受教育的程度和迈向自由与革命的力量。在对“意识形态”的阐发上，“意识形态”在两种概念上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其一是资本主义虚假的意识形态，其二是社会整体观念，即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很多研究者从第一种概念的使用出发判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将意识形态与科学进行分野，却忽略了社会整体观念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及理论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并阐发。面对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的危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思想之间的理论渊源，突出文化的重要作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联系，从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地位。其中，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概念，指出实践哲学的任务在于培养自身阶级的知识分子以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以此实现对民众的启蒙，这也是对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路径的明确。在此意义上，对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夺取被指明为并非只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单一力量作用，而必须是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知识分子与各种文化力量的合力作用。然而，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与经济基础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具有长期性，与政权的夺取在时间上并非同一。葛兰西指出，国家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共同组成，提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两个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阶段：对政治社会而言，无产阶级需要先以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改变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运动战；对市民社会而言，无产阶级需要在获得政治领导权后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进行阵地战，不断获得民众认可，完成文化启蒙及文化领导权的合法性确证。 在“文化领导权”概念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如何夺取文化领导权只是作为理论问题被马克思主义者关注，而在实践中无产阶级越来越难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完成这一任务。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不再关注阶级斗争问题，此时的工业文化已经颠覆了大众文化的原有面貌，统治了文化领域。因此，研究者关注的中心不再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经济决定论的误解，而转向对工业文化的批判。可以说，此时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把控到达了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无产阶级失去了在西方开展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运动战的可能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与凝聚难度愈来愈大。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看来，文化主体是社会中现实的人，是每个个体的人，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分野中的群体的人，民族国家中群体的人与作为类的人，其中，政党是文化的领导主体，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主体。政党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对民族国家的发展、统治阶级地位巩固的重要意义是被充分肯定的，但在实践中，政党究竟如何夺取并不断巩固文化领导权并激发文化创造主体推进文化进步却并未被验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文化领导主体和文化创造主体两个维度丰富了文化主体论，一方面强调作为文化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人民委托的管理话语的权力，即“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2](P314)，另一方面坚持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民，强调“文化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3](P80)。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调以此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同时，重视对中国人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的满足，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社会文化样态多元发展相统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意识形态的普遍规律出发，指出一元指导思想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3](P12)。习近平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中都存在着多样的价值观念和取向，但其中必须有一种是形成全社会广泛认同的主流价值取向和核心价值观念，这套价值观念与这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是相适应的[4](P98)。也就是说，某一种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位居指导地位，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性，而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无一例外，即便是高举“自由”大旗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也是一元的，绝不可能是多元指导。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断更换，但是他们设计的制度和制定的政策仍然以一元的意识形态即其核心价值理念为统摄。爱德华·W.萨义德曾经将国家定义为“叙事”，其中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坚持叙自身之事，二是防止他人叙自身事[5](P3)。换句话说，叙事是国家的内在规定之一，关键是叙的是什么事，以何种意识形态为指导去进行这种叙事。这种指导叙事的意识形态一定是一元的，也必须是一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