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处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精神独立性不仅是民族复兴与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更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克服认同危机、理论迷失、文化失语、价值混乱，避免陷入西方国家的话语陷阱的战略需要。习近平指出，只有保持精神独立性，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1]46。保持精神独立性，需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独立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集中体现为其深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性、实践性特征，为保持精神独立性提供根本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来源，是民族精神文化进行自我建构的根据所在，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特征。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28，将普遍性与民族性有机结合，即“第二个结合”。这并非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加，而是以科学理论与方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文化精髓以及价值内核，完成对精神独立性根基的历史性重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引领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根深才能叶茂”[2]。 “第二个结合”对精神独立性根基的重构，体现在本体论重塑、认识论突破和价值论奠基三个层面。从本体论层面看，“第二个结合”激活了文化基因，重建了民族精神本体。“本体”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考察。民族精神的本体来源于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激活了传统文化中内蕴的“民惟邦本”“天人合一”等优秀精神基因，构建了一个既根植于深厚历史文脉，又面向未来的、具有强大引领力的民族精神本体。从认识论层面看，“第二个结合”破解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难题，确立了文化演进的辩证逻辑。“第二个结合”要求“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3]669进行文化发展与创新，揭示了文化演进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繁荣的辩证逻辑。从价值论层面看，“第二个结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深厚的伦理道德根基。“第二个结合”激活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观中内蕴的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了来自民族精神深处的价值认同与伦理支撑，并拥有了更为坚实、更易被民众理解和内化的伦理基础。精神独立性也为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深厚的精神文化自信与定力。精神独立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属性，源于对自身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认同与自觉。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植根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标志着中华民族具备了文明的自我定义与主体性建构的能力。从而使广大人民在推动“第二个结合”时始终站稳中华文化立场，以科学理论推动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奠定强大的精神根基。由此可见，“第二个结合”与精神独立性统一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彼此支撑、相互塑造，形成了一种内在互构的逻辑，这为我们深刻把握精神独立性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下深入思考和探究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对于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赋予中华民族深厚的精神独立性，以及中华民族如何通过升华精神独立性来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第二个结合”：精神独立性的哲学密钥 习近平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4]。这一论述揭示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文化自信自强的使命担当的精神动力。精神独立自主体现在理论创新、文化创造、价值建构以及实践自觉等方方面面。“第二个结合”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论的结合上全面考察理论创新的本体建构、文化认识难题的破解、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本体与实践主体的道路自觉，成为理解精神独立性的关键视角。 第一，“第二个结合”开辟了理论创新的本体论场域，贯通文明血脉。从当下的语境来看，“本体论”旨在探寻理论创新的本源。在这一本体论空间中，理论可以从中汲取一定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能够从底层逻辑上影响甚至重塑知识的生产路径与理论的创新方向。中华民族理论创新的根本场域与精神源头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蕴含着丰厚的文明成果与思想精华，能够赋予理论创新持久且深厚的力量。“第二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华文明在深层次上实现融通，为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孕育出一个思想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本体论场域。 “第二个结合”开辟的理论创新的场域之所以具有本体层面的规定性，不仅在于它植根中华文明的传统土壤，更为关键的是中华文明本身具有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能使中华文明不断获取新的文明资源与精神动力，吸收并转化外来文明，同时在自我扬弃中实现创造性发展，从而保证这个场域始终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生命力。具体来看，一方面这种流动性体现为古今文明的源流互质。所谓“源”即传统文明，“流”则指现代文明，源流互质并非强调从古至今的文明流动，而是意味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向互动，历史之源与时代之流的相互交织，体现了以传统滋养现代，将现代元素注入传统文化中的辩证互动逻辑。因此，该场域始终有源头活水注入进来，持续为理论创新输送养分，使理论创新既能深植传统，又能焕发源源不断的生机与力量。“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要坚持做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另一方面，这种流动性表现为世界文明的交织融通。世界文明多种多样，既存在不同之处，又具有诸多共性，而这种共性的存在正是不同文明始终处于流动与交流状态的结果。历史地看，古丝绸之路的开辟正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有力证明，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借此传入西方，西方的香料、珠宝等也传入中国。文明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在这种动态的、持续的互动中得以体现、丰富和升华的。“第二个结合”强调以辩证扬弃的态度批判性吸收世界多元文明的精华，为理论创新构建了一个融合世界文明精粹的宏大思想场域，使其得以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局限，广泛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从而获得更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更强劲的创造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