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创新”问题，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2020年7月中央召开的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运用，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许多重大原理性创新。”①党的二十大之后，2023年6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对“原理性理论成果”问题阐释时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教育引导全党全国更好学习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②“原理性创新”和“原理性理论成果”问题，是以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为导向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结构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结构为学理依循的。 一、“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学理彰显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以一系列基本原理的形成为标志的。没有基本原理，就不会有理论体系；不坚持和发展基本原理，也就不可能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原理性创新”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和学理意蕴的体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和思想精粹的凝练。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时期，它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为显著标志，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的一系列“原理性创新”为过程特征和学理依循。19世纪70年代初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发展中，继续在“原理性创新”上作出多方面的新的探索。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10月至1847年4—5月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提出的基于唯物史观的重要命题，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③；“世界历史”进程所昭示的“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④趋势，必然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进展。“世界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创新性原理”，是以资本主义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过渡性为理论特征和学理意蕴的。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依然坚持“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本原理，如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⑤。19世纪70年代初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发生了变化。1872年9月，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提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相反，“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等方面的特征，完全可能用不同的手段，“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⑥19世纪70年代初期之后，在对东方社会尤其是在对俄国经济社会关系变化趋势的深入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世界历史”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世界历史”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问题，提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马克思提出：“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马克思的回答是：“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⑦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像俄国这样的国家是可以走出一条“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⑧的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成为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探索的“原理性创新”的发轫，开辟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原理性创新”的探索之路。 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演说同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宣言》基本原理在运用于一些具体措施时出现的“过时”现象，是由于《宣言》发表以来社会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主要“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⑩面对社会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原有的基本原理必然要作出“原理性创新”。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经过巴黎公社革命，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需要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趋势和特征作出“原理性创新”。原理运用过程出现的“过时”的现象，促使原理本身“可以做一些修改”，甚至需要作出“原理性创新”的新的探索。 19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根据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对“原理性创新”问题作出新的探索。“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共产党宣言》发表40年后，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出版时，专门用注释的方式，对这句话的内涵作出修改，提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由于史前史研究的一些新的发现，特别是“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11)。恩格斯在对这句话新的阐释中，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作出“原理性创新”的新探索。 19世纪70年代初之后，自然科学许多领域研究有着新的发现，恩格斯十分关注唯物辩证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运用，特别是在《自然辩证法》及其他一些著述中，对自然界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自然史和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和谐与协调发展关系等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中阐明：自然界在人类产生之前已经有过自己漫长的历史；人类产生之后，自然界就成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恩格斯提出：“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12)恩格斯认为，在消除了资本对自然占有的无限贪欲之后，人们才可能最后地脱离那种对自然无限掠夺的状况，“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13)。恩格斯的这些开创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本原理作出多方面的“原理性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