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历唐宋两代，几经浚治，风光秀丽，屋宇环立，四民往来其间，共同构成了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完美结合的一方胜地。元明两代，惩南宋之覆辙，时人“以西湖为尤物破国”，是故对西湖长期“废而不治”。①及至清代，因康、乾二帝的多次南巡及雍正一朝的大力治理，西湖在经历元明两代的低谷之后，再度“大著于天壤之间”。②康熙帝数次南巡，在杭州孤山建设西湖行宫，属皇家禁苑，而雍正五年，清帝同意李卫所请，将此皇家禁苑改造成士民皆可踏足的圣因寺园林，此后该园林呈现出“景观化”和“宗教化”的双重特征。对此，汪利平曾将西湖风景之恢复置于清初政治的具体情景中加以审视，侧重于政治力量对西湖景观的再生和重塑。③不过，西湖景观又是如何成为帝王调动的文化资源以达成政治目的，则缺少更进一步的个案探究。此外，学界对清代圣因寺已有一些零星研究，但对其沿革变化的梳理既失之于简，亦未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④本文尝试通过爬梳和利用宫中档案、方志、文集等多元史料，全面呈现雍正朝西湖行宫改置圣因寺园林的详细过程，并重点探讨圣因寺园林设计背后的政治教化用意。 一、从“皇家禁苑”到“士民观瞻”：西湖行宫改置圣因寺园林考 揆诸史料，西湖行宫自康熙四十四年初建至雍正五年之间，一直保持着皇家禁苑的管理模式，民众不得接近和进入。至雍正五年，经李卫奏请、雍正帝谕准，西湖行宫改建为圣因寺园林，并且允许士民入内祭拜、游观，从而一改禁苑之本色。 康熙帝曾六次南巡，五次到达杭州，分别为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三十八年三月、四十二年二月、四十四年四月及四十六四月。南巡初期，康熙帝厉行节用爱民、勿扰民生的政令，往往驻跸于尖营、御舟或名胜、官衙之内⑤，抑或简要改造故宫、寺庙、名人祠堂而为临时起居之所。⑥这些建筑规模不大，亦未专作行宫之用。如康熙二十八年首度南巡至杭，选择杭州织造署为驻跸之地。⑦史景迁等认为，康熙帝南巡驻跸，弃督抚衙署而就织造官署，实因“织造官”系皇家心腹，而江浙等地仍时有风波。⑧此后，由于康熙帝屡次驻跸该地，织造府便将部分衙署功能移出另置，而设为皇帝巡幸专用，后又扩充规模。久之，织造署全境悉皆驻跸之用，“即奉为行宫”。⑨因其位于杭州府城之内，故被称为“内行宫”。康熙帝南巡后期，出于游玩之便利及内行宫地理之局限，着手在孤山南侧另造一座专用行宫——西湖行宫，因其建于杭州府城之外，故被称为“外行宫”。西湖行宫于康熙三十八年左右建成，而于四十四年四月首度正式使用。⑩此外，康熙四十五年，杭州织造孙文成于“内行宫”大门外购买民地，开浚城河，以联通涌金水门。(11)自是，皇帝御舟可经水道，过涌金水门，达西湖，至孤山，从而沟通了城内城外两座行宫。(12)因此，时人称西湖行宫：“辟孤山以建行宫，并疏涌金门城河以达……盖自有西湖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13) 据雍正《西湖志》记载，康熙朝西湖行宫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三个区域。中路正殿为“澄观斋”，第二进为“涵清居”；东路第一进为“西湖山房”，第二进为“揽胜斋”，正对西湖南岸之吴山；西路为御花园，园中有一亭，名为“光碧亭”，又有一楼名为“万岁楼”；行宫后部山中有一泉，名为“渟泉”。另外，结合今辽宁省博物馆藏王原祁《西湖十景图》可知，此时孤山顶上还有一座“六角亭”。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西湖行宫整体面积较小，布局也较为简单。(14) 不过，既为行宫，则视同皇家禁苑，有严格的管理规定，无关人员不得靠近。皇帝驻跸时，銮仪卫的銮仪使负责行宫防卫事宜，包括随扈保驾，行宫守卫、戒备等等。(15)参加防卫工作者尚有前锋营、护军营、侍卫处、步军营、骁骑营等机构的官兵。杭州驻防八旗官兵“分班以卫行园”，杭州府则派遣绿营官兵16人参与守卫、戒备工作。(16)行宫戒备森严，“各门皆挡门栅，游人不敢入”。(17)皇帝返京后，西湖行宫则委托两浙盐业机构——宁绍分司统筹管理，其日常事务例由所设总管各官专司。(18)总体而言，西湖行宫看守严密，戒备森严，一般民众难能靠近，更勿论进入。 康熙四十六年以后及雍正一朝，未再举行任何南巡活动，故原来之“内行宫”重新恢复为杭州织造府署，而作为“外行宫”的西湖行宫也被闲置。即便如此，此时西湖行宫仍以禁苑对待，具体表现在：首先，时时修缮，保持坚固完好。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五日，康熙帝令浙江巡抚王度昭查看西湖行宫有无修理之事。次年正月，王度昭在经过一番调查后回奏道：“至西湖行宫细细查看，由大门以至寝宫书房园亭，各坚固完好，间有瓦片渗漏处，藩司捐银修整，所费无多，并未累民。”(19)“捐银修整，所费无多”这样的结果，当令康熙帝满意：若无一丝修葺，则有不尊圣上之嫌；若动用公帑大肆修缮，则有损圣名。由此可见，康熙四十六年后西湖行宫虽不再使用，但依然有官员定期查看、修葺，这也为西湖行宫后来的改置奠定基础。 其次，在法律地位上，西湖行宫与京城皇宫无异。雍正初年，西湖行宫虽平日设有兵役守护，但管理仍有所怠忽。如雍正三四年间，行宫中御用器具屡遭盗窃，令时任浙江巡抚的李卫“不胜骇忿”，遂严令地方文武官员迅速破案。后来缉获贼犯，查系行宫工人，熟识路径，乘便行窃。浙江臬司拟照“盗官物律”定罪，但被李卫以“事关圣祖行宫重器”而断然否决，并要求从严惩处。在李卫看来，先朝行宫岂能等同普通官所，先帝所用器具又岂能等同一般官物，故最终作出严处：“将首犯即行正法，从犯割断两旁懒筋，借此一二人使匪类知所敬戒，抑或俱行尽法，痛处后一并割筋，使其终身不能再为盗贼之处。”(20)此处相关首犯未适用一般死刑案件的秋审制而即行正法，其从犯亦处以“割断两旁懒筋”，正是依照“行宫行窃”之例而作处理。(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