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元大都是中国古代中晚期一座平地新建的都城，被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1]元大内是元大都的权力中心、规划重心，也是元大都规划建设的开端。探索元大内的规划复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营造学社朱启钤、阚铎、王璧文(璞子)及中央大学朱偰等为代表的学者，依照文献推定元大内的轴线和范围，并参考清故宫建筑复原元大内布局。[2-4]6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共同开展元大都考古勘探，发表了一系列考古报告，以清华大学赵正之与主持考古工作的徐苹芳等学者为代表，依据历史地图和现存街道肌理推断元大都的主要功能区，对元大内轴线和范围取得了新的认识。[5-7]但受制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求，考古工作并不涉及元大内建筑本身，对其平面布局的复原主要采取建筑学领域“模数制”的方法，并通过广泛考察现存元代官式建筑，提出核心建筑的复原方案。[8-9]90年代至今，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和新近成立的考古部配合院内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发现了多处元代和明初的建筑基础，为厘清元大内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开启了元大内规划研究的新局面。[10-15]经过以上三个阶段近百年的充分探讨，学界对元大内的“规划结果”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对元大内的“规划过程”却鲜有讨论。而从一个规划方案的产生过程来说，这才是源头。探讨元大内的生成逻辑，对理解元大内的规划布局，反观元初帝王思想、社会面貌和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文献保留了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基本内容和方法，这启发我们从工具和技术的微观视角，反观古代城市规划的生成逻辑。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从“匠人建国”、“匠人营国”与“匠人为沟洫”三方面，论述了水(准)、槷(圭)、规、矩等工具在规划中的应用([16]，987-990、999-1003页)。再比对其他工种如“轮人”([16]，885页)、“舆人”([16]，893页)等，可知规、矩等工具并不限于规划领域，而是为古代工匠所普遍使用。成书于北宋时期的《营造法式》，开篇即引《周髀算经》，记载了“大匠”所用规、矩之法：“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或毁方而为圆，或破圆而为方，方中为圆者谓之圆方，圆中为方者谓之方圆也。”([17]，46页)并附“圆方图”和“方圆图”([17]，719页)。当代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傅熹年基于对古代都城、建筑群和单体建筑的分析，总结出一套“模数制”的空间生成理论。[18]王其亨以“样式雷”图样为基础材料，揭示清代建筑师使用“平格网”开展宫殿、陵寝等空间规划的技术方法。[19]武廷海通过对隋大兴城、六朝建康、秦帝陵等案例研究，总结了中国古代规划师“借助规、矩等基本工具，对大地进行观察、测量、营度和利用”的一套独特方法，命名为“规画”，以区别于近代以来传入的“规划”一词。[20]以上工作，有效推进了城市规划史研究从单纯的空间复原走向空间技术与空间文化的探索，实现了从“思想的因”到“空间的果”之间的逻辑建构，为全面认识规划方案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提供了理论架构。 本文借鉴上述研究路径，尝试对元大内的规划过程进行分析，探讨元大内规划参考环境要素及运用规、矩等工具确定城市中轴线和开展布局的方法。下文即从建设时序、规划用尺、定中取正和平面布局等方面逐一入手，揭示元大内规划的生成逻辑。 2 基础问题 元大内存在和使用了近百年，其规划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因此，有必要对元大内的建设时序加以分析，明晰最初规划的空间构成，并明确制定规划方案时所使用的尺、丈、里、步等基础数据，为复原研究的开展奠定可靠的基础。 2.1 建设时序 文献关于元大内的营建，最早指向忽必烈至元三年(1266)，“十二月丁亥，诏安肃公张柔、行工部尚书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21]，113页)对这段文献，应理解为任命张柔、段天祐等人为宫城建设的负责人，这与《元史·张柔传》中“至元三年，加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城大都”及所附其子张弘略传中“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的记载相符([21]，3476-3477页)，说明至元三年的建设行为只是重开金口河，以便为随后的宫城营建输送“西山木石”。元大内的真正始建年代应为至元四年(1267)。《元史·世组纪三》记载：“(至元四年春正月)戊午，立提点宫城所……夏四月甲子，新筑宫城。”([21]，113-114页)《析津志》也载： 至元四年二月己丑，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都，以为天下本。四月甲子，筑内皇城，位置公定方隅。始于新都凤池坊北立中书省，其地高爽，古木层荫，与公府相为樾荫，规模宏敞壮丽。奠安以新都之位，置居都堂于紫薇垣。([22]，8页) 至元五年(1268)十月戊戌，首次出现“宫城成”的记载([21]，120页)，但接下来的至元七年和至元八年又都提及“罢修筑宫城役夫”和“发民筑宫城”([21]，128，133页)，说明五年的“宫城成”很可能只是指宫城城墙(或许还有南北两门)的建设完工。至元九年五月，“宫城初建东西华、左右掖门。”([21]，141页)至此，宫城六门均已开始建设。至元十年十月，“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21]，152页)。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宫阙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21]，153页)说明用以朝贺的大明殿建筑群业已完工，其建成部分包含工字殿及周庑，但不含工字殿后部两侧的紫檀、文思二殿。同年十一月壬寅“起阁南直大殿及东西殿。”([21]，158页)指的应是位于大明殿后的延春阁及其附属建筑。至此，文献中有关元大内营建的记载就告一段落了。可以认为，从至元四年四月到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为元大内建设的第一阶段，共持续7年零7个月，建成了城墙、城门和位于中轴线上的大明殿、延春阁两组核心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