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沟通信息，主要通过语言和书写这两种方式。在中国古代，君主和臣僚、臣僚之间的信息沟通，或是借助书写各色行政、法令文书，或是通过不同政治主体间面对面的语言交流来实现。中国古代官方固然强调以“文书御天下”，①却并不认为文书行政可以替代面对面的语言沟通。如在文书行政相当成熟的宋代，臣僚仍然十分重视君前奏对的机会。②宋制要求臣僚奏对须首先将主要观点写成札子奏上，但臣僚心中，如何当面解说札子才是奏对的关键： 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子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便将文字对上宣读过，那得子细指点!且说无坐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子细。今顷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会事!六朝时，尚有“对案画敕”之语。若有一案，犹使大臣略凭倚细说，如今公吏们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细。③ 朱熹的说法包含两层含义： 一方面，他提到宰执臣僚奏对方式从“坐而论道”到站立奏说、“顷刻即退”。其背后体现了中唐以后君主官僚体制与君相关系的变化。如刘后滨所论：“皇帝在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宰相逐渐被纳入到政务裁决和执行部门的体系之中，更多地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④为了提升君相处理“庶务”的效率，君臣之间信息交流的方式也由以“说”为中心变为以“读”为中心。上述转变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朱熹提出“对案画敕”的君臣交流模式，也不得不围绕“文字”展开。需要明确的是，此时的“读”表现为视觉与听觉的结合：皇帝手上拿着臣僚的札子看(视读)，听臣僚宣读札子的内容(诵读)，偶尔与臣僚用言语交流——此时臣僚宣读时如何让君主听得懂，仍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以得君行道、恢复“三代”为己任的朱熹强调君臣间交流不止于裁处“庶务”，更在于“同心理会事”：此处的“同心”指士大夫以言说争取皇帝建立回向“三代”的共识，此处的“事”指格正君心、扭转士风、更化政事等大事，而非“庶务”琐事。⑤以“文字”处理“庶务”虽然高效，但一旦要争取“同心理会事”，臣僚的“细说”“指点”就具有无法替代的功能。基于此，朱熹认为理想的君臣奏对方式是：奏对时在君臣之间设置一案，臣僚将札子置于案上“指画利害”“凭倚细说”，令皇帝“知得子细”。这一设想是把札子由皇帝手中拉到案子上，在削弱视读作用的同时加强诵读作用，并将臣僚的讲说、“指画”嵌入“读”中。朱熹在认可朝廷日常政务处理需依靠“文字”的同时，高度强调听读与讲说等言语交流在君臣深度沟通、凝聚共识方面不可替代的地位。⑥ 既然宋代政治治理依靠君臣之间的言语沟通，而宋代的官僚来自五湖四海，各地方言不尽相同。为了保障信息沟通的高效和准确，臣僚奏对(以至在臣僚间沟通等其他公务场合)时理应使用一种官用通语。⑦这种官用通语的功能可能与“官话”相似。一般认为，“官话”一称产生于元明以降，而宋代在朝廷政务运行实践中是否产生了一种官用通语?如果存在，那么此种“通语”的使用范围如何?宋朝臣僚在官方领域是否有不用通语而用方言的情况?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宋代是否存在官用通语”的问题之下，隐含着“方言何以成为官方通语”的问题。语言既是信息交流工具，也是一套构成文化系统、表现身份认同、区隔群体边界的符号象征体系。⑧由官方限定专用某种语音的做法，除了可以解释为降低沟通成本的理性选择(语言功能论)，还可以解释为表现、塑造某种认同的文化符号(语言文化论)。而后者对于解释语音统一现象，以及个体不愿使用统一语言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从官方的角度看，规定统一的语音可以用来塑造政治认同，区隔政治群体。从个人的角度看，在应当使用通语的场合使用方言，则指向自我人格和个人认同的表现。 由上述问题意识反观，既有关于宋代“方言”“正音”的研究多采语言学取径，而未能充分注意语言作为政务信息沟通工具与文化认同符号的双重作用。⑨故本文拟从语言工具论和语言文化论两重视角透视宋代官方通语规范的存在实态，通过分析宋代政务处理中通语规范、阐释宋人对“正音”及“方言”的理解，依次回答宋代规定在哪些公务场合需用通语，宋代官员从何处习得通语，两宋朝廷(特别是南宋朝廷)为何以“京洛之音”为官方通语，以及一些宋代官员为何有意在公务场合不用通语等问题，尝试将宋代语言研究置于宋代政治社会史的整体脉络之中。 一、南音“难晓”故用通语 北宋一朝定鼎汴梁，即以“京洛之言”为“正音”。早在北宋初期，就有臣僚奏对时不应使用方言(特别是南方方言)的非正式规定。刘昌言因“捷给诙诡，能揣人主意，无不称旨”而在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入拜同知枢密院事，时“昌言骤用，不为时望所伏，或短其闽语难晓，太宗曰：‘惟朕能晓之’”。⑩枢臣职在参议大政，需频繁入见奏对，故而有人以刘氏“闽音难晓”为由反对任命。可见在时人观念中，皇帝不晓闽地方言，故操闽地方言而不能熟练运用京洛正音之人不应担任枢臣、入侍清光。 宋太宗“惟朕能晓之”一语当分成两层。首先，此说表明宋代君主并非不能听懂南方地区方言。相传南宋绍兴年间，苏州垂虹桥下出现《洞仙歌》，“时皆喧传，以为洞宾所为书”，而高宗却认为此为“福州秀才”所题写。“左右请圣谕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韵，盖闽音云。’……久而知为闽士林外所为，圣见异矣。”(11)高宗既然能够识别诗词中的闽音韵脚，也应当能够听懂部分闽音。《贵耳集》记载孝宗朝时兼太子詹事沈枢反对遣汤鹏举使金，遂于御前操吴语称：“官家好呆!”后沈氏因“此语达于上”而贬知筠州，可见孝宗也听得懂吴语。(12)不过，“通晓”也寓含不同层次，皇帝识得闽语的韵脚、听得懂吴语，不等于能够高效而准确地接收以闽语、吴语等南方方言传递的政务信息，(13)更不能解释为君臣奏对不限方言、“正音”。其次，太宗“惟朕能晓之”一语的重点，不在于证成太宗“晓”闽语，而在于以一“惟”字凸显刘昌言得盛宠。又《玉壶清话》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