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淮地区是周代各民族、各文化竞争、交融的旋流中心，北方姬—姜族群、东方淮夷集团，以及南土诸种人群在此错杂混居，构成多元的政治地理景观。①春秋时期，楚国迅速崛起，将汉淮地区的土地与人口纳入统一控制之下，成为雄踞南方的强邦大国。楚国不仅占有庞大的政治版图，还缔造了被境内居民普遍认同的楚文化，其影响所及达半个中国。②及至秦统一宇内，由于“秦法”与“楚俗”的剧烈冲突，楚地人群反抗尤为剧烈，“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最终应验。③前辈学者已对楚国的扩张过程进行颇为细致的梳理，但相关研究多关注楚国伐灭小国的年代次序与政治疆域的空间范围变化。④由于资料所限，关于此过程中汉淮族群交融与楚国政治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受到各族群共同认可的“楚文化”形成背景与机制的关注相对不足。 随着汉淮地区列国出土资料与相关研究的日益累积，学界逐渐注意到有诸多国、族在春秋时期并未被楚灭亡，而是作为附庸在楚国势力范围内长期存续，被称为“楚邦之诸侯”。⑤这些附庸群体，或进入楚国王庭任职，或与楚人联姻，在楚国权力网络中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因此，楚国与楚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亦可被视为汉淮国、族共同参与的空间整合与族群融合进程：以芈姓楚人为主体的狭域楚邦，转变为包容各族群的广大楚国，其权力结构与文化面貌在此过程中亦发生深刻变化。本文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析楚国在扩张初期的权力结构，分析此背景下芈姓楚人与附庸族群的融合过程与机制，以及其对楚国权力结构产生的影响，并利用新见出土铜器铭文资料，探析该过程中楚国在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域的变革。 一、春秋早期的楚国权力结构危机 西周早中期，楚人居于南阳盆地西部的丹淅流域，与允姓鄀国毗邻。⑥此时楚国势力较为衰微，甚至无法提供祭祀所用的牛，只得盗窃鄀人之牛，并在夜间祭祀以免被发现。⑦西周中期以后，楚国渐渐迁徙至汉水南部，方才有所发展。⑧《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时期楚公熊渠在汉水中游地区甚得人望，一度分封三子于“江上楚蛮之地”，皆称为王。周厉王即位之后着力恢复对南土的控制，楚人因此放弃王号，⑨可能亦随之失去新占领地。 据此，楚国的早期发展采取了分封支庶以控制地方的封建—宗法模式。此制源自周初“并建母弟，以蕃屏周”，⑩西周晚期以来为众多诸侯所效仿，最为典型的例子即晋文侯之子昭侯“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11)以及郑庄公封其弟叔段于京。(12)汉淮地区曾国、黄国等也有类似现象。(13)这些公族不仅在地方统治中发挥作用，往往还在诸侯国中央权力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如鲁国之三桓、郑国之七穆等。(14)楚国更是如此，春秋早中期的显族斗氏、成氏、屈氏、薳氏均源出两周之际以前的楚国先君，其成员世代担任楚国令尹、司马等高级职务，长期在楚国统治集团中占据显要地位。(15) 上述家族中，斗氏、成氏合称若敖氏，为楚先君若敖的后裔。若敖至蚡冒在位时期，恰逢两周之际周室动乱，楚人伺隙经营汉南之地，为楚国迅速兴起打下基础。(16)生存空间的开拓使楚国人口迅速增长，至若敖之孙、蚡冒之弟楚武王即位后，“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17)正是在若敖、蚡冒锐意进取的关键时期，新建立的斗氏、成氏迅速积累力量，在两代之间成为与家族历史更为悠久、根基更为深厚的屈、薳二族相匹的强宗。结合《楚世家》所载熊渠分封三子的故事，不难发现春秋早期以前楚国势力扩张与宗族势力发展之间的动态关联：楚国迅速扩张时，常通过宗族组织分化的方式扩充统治规模，新建立的家族又因此得以壮大自身势力。 在此种权力的分配与再生产模式中，楚君与以王族为代表的贵族群体的关系介于君、臣隶属关系与合作关系之间，君权时常受到限制。据《左传》载，楚武王任命阎敖为权地之尹，楚文王即位后巴人伐权，阎敖逃逸归国后被楚王杀死，阎敖的族人因此作乱，巴人也随之伐楚。楚文王率师出战但“大败于津”，此时担任城门守官的鬻拳竟拒绝文王归国，文王被迫伐黄并取得战果。(18)在此事件中，阎敖失职逃归理应受到责罚，但楚王的处罚却招致其家族的报复，说明楚王尚未完全具备维持统治集团内部纪律的权威。更值得注意的是，阻止楚文王归国的鬻拳此前就曾“强谏楚子”，并“临之以兵”强迫楚王从谏。尽管在这两次事件中，鬻拳分别以自刖与自杀进行自我责罚，但均未受到楚王的主动惩处，并始终得到楚人推崇。由此看来，当时楚王仍受以往部落传统的限制，其行动要接受贵族的监督，且必须对社稷承担责任。(19)楚王所担负的责任及贵族监督下的行动目的，即不断在战争中取得战果。 经由战争的胜利，作为军事统帅的贵族可以凭借功勋谋求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例如，楚成王时期成得臣即因屡立战功接任令尹，(20)楚共王时期的令尹子重在围宋之役后请求获得“赏田”。(21)此类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使楚国贵族群体竭力促成扩张战争的持续进行。随着战争不断胜利，贵族势力日益壮大，又进一步威胁王室权威。在城濮之战中，令尹成得臣违背成王意志，执意率领其家族武装出战，楚王不得不调拨军队随同作战。(22)这同时展现了楚王族积极推动战争的立场、对于战争有关重大决策的干预，以及对楚王权威的挑战。 正因连续不断地对外征战，春秋早期楚国势力范围迅速扩张。不过，尽管楚族人口数量有所增长，但相对于其短期内征服的广大地理空间，统治能力仍显不足。楚武王征服汉东的过程中，在汉东诸国“协来谋我”的情况下难以取得进展，(23)反映楚人的军事力量仅在局部上占据优势，而无法整体压倒汉东地方势力。在对新占地区的统治方面，楚国往往不绝诸国社稷，以附庸国的形式实现间接统治，一定程度上也是受限于统治力量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