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Lady Augusta Gregory，1852-1932)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29部戏剧作品①。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多样，既有展现爱尔兰农民生活的喜剧，也有依据凯尔特神话传奇和民间传说改编的幻想剧。她的戏剧充满奇思妙想，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奇幻元素与现实情境在其中被巧妙交织，令人拍案叫绝。在人物塑造与语言运用上，格雷戈里夫人堪称大师。她对人物的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笔下的角色个个鲜活生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她善于挖掘并运用原汁原味的爱尔兰语言，以此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本土农民形象，这使得她的作品在爱尔兰观众中广受欢迎。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Irish Literary Revival)期间，格雷戈里夫人的多部独幕喜剧，如《一传十十传百》《海辛斯·哈尔维》《寒鸦》《济贫院的病房》《旅人》《狱门》②等，都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剧目。不过，在她众多作品中，最为著名且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1907年创作的独幕短剧《月出》(The Rising of the Moon)。该剧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一名芬尼党逃犯在越狱后，不巧遭遇了为大英帝国效力的警长。为了成功逃亡，逃犯急中生智，吟唱起承载着爱尔兰文化传统与民族记忆的民谣，试图以此唤醒警长内心深处的民族良知。最终，警长的灵魂被触动，重新找回了对爱尔兰人身份的民族认同感。 这部剧短小精悍，却有着跌宕起伏的情节、激烈的矛盾冲突，人物形象鲜明饱满，对人物心理变化的刻画更是细腻入微。它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巧妙地跨越了爱尔兰人民内部存在的政治鸿沟，以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深度激发了爱尔兰人民的爱国情怀，堪称独幕剧中的经典之作。《月出》蕴含着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推动爱尔兰复兴的深刻精神内核，因其兼具极高的文学性、思想性与政治性，很早就被引入中国。经过中国化的译介与改编后，成功登上了中国的抗战救亡宣传舞台。那么，这部源自爱尔兰的戏剧《月出》，究竟是如何凭借其民族复兴的主题，成功融入中国文化的呢？实际上，剧本的译介与改写者们通过对爱尔兰本土文学进行审视、反思、甄别、接受、融合与创新，赋予了原剧本全新的艺术生命力，在中国大地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一、《月出》译介与改写历程：舶来剧本的中国化 格雷戈里夫人创作独幕剧《月出》之际，正值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达到高潮之时。该剧以这一激荡的时代背景为依托，饱含深情地呼吁人们拥护并支持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回溯至20世纪初期，彼时的中国社会与爱尔兰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国内局势动荡飘摇，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对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垂涎欲滴，中华民族的利益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威胁。在这般艰难的处境下，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试图借助文学的强大力量，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以此实现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而《月出》所蕴含的进步思想，恰似一场及时雨，与当时中国蓬勃兴起的左翼文艺思潮不谋而合。 《月出》自传入中国后，便引发了广泛关注。在“左联”的积极推动下，这部以抗击侵略、宣扬民族解放与独立为主题的短剧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中国抗战时期被改写(编)及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戏剧之一。③该剧的剧本“反复被翻译成中文，出现过爽轩、李健吾、朝鼎、黄药眠、罗家伦、何星辰、王学浩、陈鲤庭等多个译本”④。这些译本紧扣中华民族抗战时期的国仇家恨，着重突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译者们对剧本进行了形式本土化、内容民族化、思想时代化的精心改写与编排，收获了人民群众的热烈反响。 深入探究《月出》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历程，会发现其经历了极为显著的变迁。起初，翻译策略侧重于忠实呈现原语言风貌，而后逐渐过渡到更贴合中国本土语境的改编策略。与此同时，其传播模式也实现了从单纯的文学剧本文化传播，向舞台剧表演艺术实践传播的转变。1916年，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开设的欧洲戏剧课程中，首次引介了剧本《月出》。之后，《月出》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国内文艺界激起层层涟漪，成为国内戏剧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19年10月10日，茅盾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月出》译本《月方升》。⑤在1919年至1922年期间，茅盾还陆续翻译了格雷戈里夫人的其他几部知名戏剧，为格雷戈里夫人戏剧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入接受奠定了坚实基础。1924年2月，由凌梦痕主编的《绿湖》在民智书局出版，其第一集中收录了《月出》在中国的首版改写作品——爽轩的《月出时》。在这部改写剧本中，爽轩匠心独运，巧妙地将剧情背景切换至中国的抗战运动，把爱尔兰地名替换为当时抗战局势最为紧张激烈的“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并将芬尼党人的身份置换成抗日民兵领袖。这般本土化的改写，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情感共鸣，有力地达成了宣传抗战、团结御敌的良好效果。1929年，上海文献书局出版了黄药眠翻译的格雷戈里夫人剧本集《月之初升》，内收包括《月出》(翻译名《月之初升》)等短剧7篇，以文学剧本的形式，振臂高呼，呼吁民众觉醒。 20世纪20年代末，作为左翼戏剧运动的代表人物，陈鲤庭自译自编自导，以《月亮上升》为名，首次将《月出》搬上中国抗战的话剧舞台。此剧抗战主题鲜明突出，戏剧性十足，堪称《月出》进一步中国化的卓越成果。彼时，同样身为“左联”代表，且曾导演过多部外国独幕剧的章泯，也执导了这部《月亮上升》，演出效果极为出色。1935年前后，《月出》的中国化改写日臻成熟。在陈治策、赵元任、熊佛西、余上沅、陈横哲、贺孟斧等一众著名导演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该剧多次登上舞台公演，并进一步走向街头巷尾。这一举措不仅积极响应了左翼剧联“戏剧大众化”的倡议，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话剧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深受广大民众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