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乌卡时代①背景下，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社会和国家发展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1]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动荡源和风险点愈发繁复且多变，更加考验公安机关的公共安全治理能力。[2]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社会风险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强度持续升级，不确定性充斥着整个社会空间，人类社会已全面进入整体性的风险社会。[3]各类突发事件呈现复杂化、高频化态势，不仅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更对传统应急警务形成持续冲击。传统科层制下的应急警务，以事后处置为核心、行政主导为特征、经验驱动为手段，在面对高动态性、跨区域性、技术复合性风险时，暴露出风险预警滞后、协同机制不畅、资源调配低效等结构性短板，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突发事件应对需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应急警务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迎来转型契机。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瞬息万变，而应急警务本质上是一种反馈控制。应急警务的敏捷程度直接关系到突发事件应对的质量和效果。时间滞差是传统反馈控制的最大问题，从扰动到反馈存在滞后甚至偏差。伴随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也为应急警务变革注入新动能。如何将敏捷治理理念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缓解因时间滞差可能造成的损失扩大，推动应急警务从传统被动响应向主动敏捷转型，是公安机关面对的时代课题。新征程上，必须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体现实战化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警务体系，推动应急警务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本文围绕应急警务的敏捷转型，深入剖析其理论内涵、价值取向与调适路径，旨在为新时代突发事件应对提供创新思路与实践方案。 二、敏捷治理的内涵及应用分析 在全球风险社会与数字技术革命交织的背景下，公共安全环境正从“稳态确定性”向“动态不确定性”深刻转型。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诞生的公共治理模式，敏捷治理理论(Agile Governance Theory)将敏捷思维与治理理论深度结合，在AI治理、[4]元宇宙治理、[5]行政管理改革[6]等方面有着较强解释力与应用价值。自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提出敏捷治理的概念，敏捷治理理论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7]该理论通过解析治理目标、过程与结构的核心特质，为破解应急管理不确定性难题提供全新视角，为应急警务突破科层制桎梏、提升动态治理效能提供学理支撑与行动路径，亦丰富了风险社会突发事件应对的理论话语体系。 (一)敏捷治理的内涵及发展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敏捷治理理论是一种以人为本，更具适应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决策过程，是一套具有柔韧性、流动性、灵活性或适应性的行动或方法。[8]从“敏捷”和“治理”理论两个层面可以厘清敏捷治理理论的内涵和本质，为应急警务的敏捷转型奠定基础。 “敏捷”的诞生实质上是化约外部复杂性的实践赋能。20世纪90年代，敏捷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出现在工业和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研究中。[9]在软件开发领域中，敏捷强调注重客户需求，快速迭代，达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目的。[10]2001年《敏捷宣言》(《Agile Manifesto》)的公开发布为敏捷软件的开发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原则，[11]也使敏捷的概念引起了不同学科的关注。既有研究基于不同视角展现敏捷的适用范围，卢纳(Luna)等对敏捷治理技术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将敏捷治理描述为一种新兴的多学科社会技术现象，使敏捷治理由技术治理领域拓展到多学科研究中。[12]库马尔(Qumer)认为敏捷方法在IT治理中具有显著价值，然而大量组织却难以快速有效地采取敏捷方法，由此提出了包含敏捷治理概念的敏捷软件方法框架，并在研究中将敏捷治理定义为通过战略目标调整改善性能、提升业务价值的管理方法。[13]由此可见，敏捷作为一个持续演进中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地丰富与深化。敏捷不仅是一种理论方法，也是一种提升生产效率的创新工具以及高效实现目标成果的思维模式。 “治理”(Governance)一词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1989年世界银行讨论非洲发展时被首次使用。[14]之后美国学界对“治理”的概念进行研究发展，用于反思政府对于社会管理权的垄断，以应对持续膨胀的财政支出和财政危机，破解全球化带来的管理难题。[15]奥斯特罗姆E(Ostrom)提出若要最大化地实现效益的提升，独立决策的社会人和拥有权力的政府必须开展合作。[16]“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一词定义为：“各种公共的、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7]罗兹(Rhodes)认为，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18]合作性是现代治理模式的核心特征之一，治理强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通过努力达成共识，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和可行性，优化资源配置，增进公共利益。[19]综上，可以认为治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而开展的合作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