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历时最长和具有“颜色革命”性质的暴乱。这次暴乱对香港的经济、民生、社会和国际声誉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了平息暴乱，中央毅然决然主动出手。2019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要“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2020年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香港国安法”)，并在香港公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对特区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立竿见影和令人鼓舞的效果。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效果更为显著、广泛和牢固。香港国安法的出现，为基本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工作开创了有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得以于2024年3月在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让香港在回归祖国27年后终于能够完成其在基本法下的宪制责任。两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香港在回归二十多年后最终构建了一套颇为完整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保卫国家安全构筑了坚固的屏障。香港国安法实施5年后的今天，香港的暴乱已经彻底平息，政局相当稳定，社会走向团结，香港特区的管治逐步走向正轨，内外敌对势力再难在香港兴风作浪，香港各界聚焦于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民生改善、提升管治效能和加快推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重大事宜。 在分析和评估香港国安法的效应时，我们不但要关注其法律效应，更要关注其政治和社会效应。可以这样说，香港国安法在多方面为香港营造了一个有利于理顺中央与特区关系、提高特区管治效能、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第一，香港国安法彻底改变了部分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和心理预期，使他们不再愿意或敢于参与挑战中央和特区政府以及破坏社会安定的社会运动，从而让特区的管治得以在一个较为稳定、平和、务实和理性的环境中展开和改进。长期以来，在内外敌对势力的蛊惑和灌输下，不少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缺乏敬畏之心，误认为其软弱可欺，也错误相信参与违法政治活动无需付出代价，甚至会获得媒体和民意的青睐乃至丰厚的物质回报。部分人更简单以为参与抗争行动对建立个人政治名声和政治事业有利，尤其会提升自己在不同层级选举中的胜算。不少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因此容易被煽惑参与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组织和策动的大量抗争行动，导致香港回归后一度陷入政局动荡、社会分化和管治失效。2019年“黑暴”发生后，香港陷入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中央毅然出手制定香港国安法、特区政府的果断和持续执法以及众多反中乱港头目纷纷锒铛入狱，彻底粉碎了部分香港人原来对中央和特区政府反应的心理预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央在维护国家安全、“一国两制”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上的强大意志、决心和能力，认识到从事和支持违法暴力行为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当前，香港社会重稳定、求秩序、反暴力和尊法治的正气上扬，对违法行为零容忍，为香港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第二，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给予毁灭性的打击，极大压缩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直以来，反中乱港分子不断利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和执行机制的漏洞、不断进行“反中、反共和反特区政府”的宣传、动员和斗争。这些行动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已经难以开展，反中乱港分子因而失去他们最重要的政治“杀手锏”。今天，反中乱港势力已经溃不成军，大部分头目已经入狱或潜逃海外，仍在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不敢抛头露面和公开活动，顶多是从事一些隐蔽的“软对抗”。绝大部分过去从事社会运动的主要组织，比如香港专业教育人员协会、香港职工会联盟、公民党、民主党、社会民主连线、众志、工党等纷纷解散。那些过去鼓动斗争的反中乱港媒体比如《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停办。一直以来担当重要领导和幕后“金主”角色的壹传媒老板黎智英因为触犯香港国安法被拘留和起诉。 第三，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在中央的主导下，修改完善了香港选举制度。一方面，“爱国者治港”原则在香港全面落实，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牢牢掌握在爱国者的手中。另一方面，反中乱港分子在特区的管治架构内已再无立足之地，不能如过往般通过在立法会和区议会的破环和捣乱来阻挠乃至瘫痪特区政府施政。他们的社会运动又受到严厉的法律掣肘，不但难以恢复当年的嚣张，而且前景颇为暗淡。对反中乱港分子更为致命的打击，是他们过去煽惑港人的伎俩已经失效。越来越多港人已经不再相信反中乱港分子过去不断提出的各种“斗争必胜”、“违法达义”、“民主共和”、“香港独立”等歪理，不再认为支持和参与他们的社会运动会达到其所宣示的“崇高”理想、完成“拯救香港”的使命、为自己与香港带来更美好的明天。相反，这场前所未有的、极具破坏性的严重暴乱促使不少香港人在暴乱过后对反中乱港分子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反省，对被反中乱港分子长期蒙骗感到懊悔和怨愤。这便解释了在爱国爱港阵营额手称庆之外，为什么港人也对大批反中乱港头目被捕入狱、反中乱港分子不能参与各类选举并进入管治架构、众多反中乱港组织和媒体关闭和由其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被禁止或劝止反应冷淡、无动于衷甚至感到欣慰。可以这样说，反中乱港分子长期以来阻碍特区政府施政和挑起香港人与中央对抗的局面可以画上休止符。 第四，香港国安法有关的法律诉讼为香港提供了绝佳的全民政治教育的机会，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黎智英案和香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最为重要。在那些法庭审讯中，控方和辩方都提供了大量有关反中乱港分子思想、行为和活动的证据。这些确凿证据充分暴露了反中乱港分子“乘乱夺权”的图谋和行动；他们对国家宪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的蔑视和冲击；他们用虚假信息营造民众对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抗拒的伎俩；以及他们迷惑、误导和煽动年轻人的手法。对香港人的政治教育意义最深刻的，莫过于大家可以清楚看到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与美国政客和官员多年来的深度勾连、西方势力对反中乱港分子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乃至他们如何联手策动港版“颜色革命”。这些法庭审讯让不少香港人大开眼界，错愕震惊，粉碎了他们对美西方的膜拜和迷思，使他们了解到美西方如何处心积虑把香港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颠覆基地”和通过搞乱香港来遏制中国崛起的险恶用心。这方面的政治觉醒加强了香港人对美西方的警惕，深化了他们对反中乱港分子的厌恶和愤怒，也让他们更加明白香港国安法的不可或缺和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国民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