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观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历史观不同，而且同一阶级和阶层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观也有差别，甚至同一阶级和阶层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物，由于各自的身世、经历不同，其历史观也有各自的特点[1]。台湾史也不例外，岛内有关方面因立场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台湾史观。其中，“台独”史观是台湾史观中的错误史观，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台独”活动产生和发展。“台独”人物虚构了形形色色的“台独”史观，例如史明、王育德的“台湾民族论”，曹永和的“台湾岛史”概念，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陈芳明、张炎宪的“台湾主体性”论述等[2]。“台独”史观的最根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切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企图使台湾地区独立于中国之外，把台湾地区历史与中国历史割裂开来，甚至把台湾地区历史与中国历史对立起来，把中国史看作外国史，把历代对台湾实行管辖和治理的明郑政权、清王朝与国民党政权看作与荷兰、西班牙、日本殖民者一样的外国政权，其政治企图都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是典型的分离主义史观[3]。 经历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长达20余年的建构，“台独”史观已经基本建成，并且已经在台湾历史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4]。为戳破“台独”史观谬论，大陆学者从多个维度对其进行了揭示与批判。陈忠纯指出“台湾意识”最初是“地方意识”，在日据时期虽蜕变为“国族认同”，但本质仍属“中国意识”；“二二八”事件后又分化为是否认同“中国意识”的两种不同叙述，至“解严”前后出现异化，逐渐产生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台独”史观[5]。刘相平指出“台独”史观是蓄意的政治操弄，台湾不同政治力量上台后都会试图通过政治手段等资源不断再生台湾历史记忆，对其进行添写、涂改、擦拭乃至重构[6]。林红指出“同心圆史观”是假借“史学革新”、教育改革之名，在虚妄的历史架构中再造“台湾史”，属“台独”政治的产物[7]。李细珠则指出“原民史观”旨在借所谓“转型正义”，以“先来后到”的逻辑否定国民党在台合法性，切割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联系，其表面上站在“原民”立场，实为变相的“台独”史观[8]。 2024年4月，胜选但未就职的赖清德在高雄出席郑南榕特展活动时，妄称他上任后要做三件“大事”：“社会改造”“台湾重建”以及“洗涤每个人的人心”[9]。赖清德上任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启了浩大的“洗涤人心”工程，利用公权力变本加厉布局“文化台独”[10]。“文化台独”行径的主要表现是炒作“台独”史观，强调所谓“台湾主体性”，把“台湾史”与“中国史”对立起来，宣扬中国史是“外国史”，割裂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使更多的台湾人在“国家认同”上背离正道[8]。这一年多来，赖清德当局推行“台独”史观较之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危害更为深重。 二、赖清德当局推行“台独”史观的主要做法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独”势力是二战后岛内分离主义势力与国际势力勾结的产物，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浮现的一股暗流[11]。“台独”为两岸人民所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也必将失败。但“台独”分子无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断谋“独”挑衅。“台独”史观是“台独”分裂势力向台湾社会灌输“台独”理念、推动“台独”分裂活动的重要理论工具。2024年，自我标榜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上台后，加大力度推行“台独”史观，强行“改造社会”“洗涤人心”。 (一)“原民史观”：极力塑造所谓“台湾民族” 对于台湾少数民族，台湾当局称之为“原住民族”。所谓“原民史观”就是从所谓“原住民族”的立场出发，对整个台湾历史进行重新解读，企图将台湾史打造成一部以“原住民族”为核心的“台湾民族发展史”。它是“台独”史观在“外来殖民政权论”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民族叙事”的产物，也是当前“台独”史观的主流论述[12]。 对土著民族(Indigenous Peoples，台湾地区将这一词译为“原住民族”)的保护可以追溯到1884年的第一次柏林会议，此次会议提出了对土著部落的国际保护义务，这种义务在1919年的《国际联盟盟约》中有所体现。1957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第一个针对土著民族的具有约束力的公约，即《ILO关于保护和融合独立国家中的土著和其他部落或半部落人口的公约》(简称《ILO第107号公约》)。随后联合国其他专门机构逐渐开始关注土著民族的权利问题。1971年联合国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指派专门人员就对土著人的歧视问题进行研究。 台湾地区的所谓“原住民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的保护土著民族权利运动相伴而生。1982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下设了一个名为“土著人工作小组”的临时机构，此机构一直致力于协商讨论《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起草问题(该宣言在2007年由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1983年台湾大学学生伊凡·尤干创办校园刊物《高山青》，刊物内容由“原住民”集体共同遭遇的历史挫折、对本族群文化的认同、有组织的争取历史解释权、传统土地权与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地位方面的提升构成，反映了台湾“原住民”族群的诉求[13]。 但这些诉求被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民进党政治利用。民进党从成立开始就抓住了“原住民”这一话题，它以“原住民”的同情者甚至代言人自居，通过虚构“原民史观”煽动岛内族群对立，打压异己。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推动通过了所谓“原住民身份法”“原住民族基本法”等，与“原住民”签署所谓伙伴关系协议，掀起了“泛南岛民族主义”的浪潮。陈水扁还积极推动所谓“南岛语族外交”[14]。2016年以后，蔡英文以向“原住民道歉”为名，继续在岛内营造“原民正义”的舆论氛围。为此，其先后通过或修正了所谓“原住民身份法”“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等，并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原转会”)，亲自担任召集人。2017年蔡英文将窜访南太平洋“友邦”定位为所谓“寻亲之旅”，费尽心思寻找台湾与南岛国家在民族起源、历史、文化上的联系[15]。蔡英文还恢复了陈水扁时期推动举办、马英九时期中断的“南岛民族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