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对以往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深入反省与总结，结合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的严峻现实，深刻认识到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对城市工人这一群体的宣传教育。如《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文件指出，在城市中的准备暴动工作决不单在于准备武器和练习战术等，“而主要的是在政治上准备工人群众以及贫民群众的革命认识”①。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必须将宣传教育工作，视为党的基本工作之一”，“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并且要普遍这种宣传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人群众在资产阶级欺骗蒙蔽之下，非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不能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革命的道路”。②因此，党领导城市左翼文化工作者在国统区尤其是上海开展了艰难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探索，不仅有效突破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思想桎梏，也为后续革命斗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目前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尚显薄弱。从地域视角看，相关研究多聚焦农村地区，主要总结党在苏区宣传教育的路径与经验，而对同期城市革命斗争及宣传教育实践的关注明显不足，且多侧重于历史教训的反思。③从受众角度来看，研究多集中于知识分子群体，对普通民众思想变化及其历史作用关注较少。此外，时间跨度上多聚焦20世纪30年代初期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对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上海左翼文化实践的创新探索则着墨较少。因此，本文试图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党在意识形态斗争极为严峻的历史环境下，如何开展对上海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探寻其在组织力量不断遭受摧残的情况下依然能在国统区保留革命火种的原因，以期为新时代更好地推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一定借鉴。 一、大众化的报刊宣传教育 作为信息传播与思想舆论的重要载体，报刊始终是中共的核心宣传阵地。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煽动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④。因此，尽管遭遇国民党反动当局疯狂的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仍坚持在上海重建出版发行网络，领导左翼知识分子以隐蔽巧妙的方式，通过报刊开展对工人的宣传教育。从创办主体来看，这些刊物主要分为两种：一类是由中共中央或党的各级组织、群众团体创办的刊物，如《布尔塞维克》《上海报》《红旗日报》《红旗周报》《真话报》等。此外还有共青团中央刊物《无产青年》，全国总工会机关报《中国工人》等。在白色恐怖统治下，这些秘密刊物常以频繁更换刊名或伪装封面的方式保障其在群众中的传播。如《上海报》曾以《天声》《晨光》等名称出版，积极报道工人运动，声援工人斗争，并以浅显的语言和问答形式揭露反动派真实面目，阐释“劳资合作”等政治话语的实质内涵。《红旗周报》则常以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深入剖析革命问题，并设专栏报道苏区革命与建设，以事实宣传深化理论阐释。同时，针对工人群体的宣传需求，江苏省委还指导各区委和工厂支部创办以工人日常生活和斗争为素材的通俗刊物和工厂小报。如《沪东工人》《沪北工人》《党的生活》等。这些刊物多以短小精悍、内容通俗、形式多样、图文并茂的特点受到工人欢迎，在启发工人觉悟、教育党员群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⑤另一类则是由革命进步人士创办的刊物，如《读书生活》《妇女生活》《大众生活》等。后者尽管以民营刊物的形象公开发行，但实际受党的秘密领导，主要撰稿人大多具有党员身份或有上海左翼文化组织背景，因而也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其中，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办刊实践更具代表性。以《读书生活》为例，该刊于1934年11月在上海创刊，前身为《申报》“流通图书馆”和“读书问答”栏目，由著名进步人士李公朴主编，艾思奇、柳湜、夏征农担任编辑，最高发行量曾达两万余份。但随着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制度日益严苛，最终于1936年11月被查封，先后共发行50期。与当时多数左翼刊物主要面向知识分子不同，该刊明确将“店员学徒，及一切连学校那张铁门都不能走进的人”，即那些因社会剧烈动荡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工人、店员、学徒等中下层民众视为主要对象。从而，在大众化理念指导下，从读书到写作，该刊都致力于提高底层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可以说其办刊实践生动体现了党利用大众化的文本宣传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创新探索，并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根据工人需求与接受能力进行理论的通俗阐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不仅阐明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也为宣传教育提供了关键指引，即必须从宣传对象实际需求出发，只有宣传内容紧密联系受众切身利益，才能在受众心中产生重要影响。《读书生活》正是从读者需求出发，以帮助工人认识和改造社会为目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通俗阐释。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观点揭示说明工人遭受困苦的真正原因，帮助工人认识其所处的社会。如薛暮桥在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面临外部帝国主义经济压迫和内部封建势力及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尽管反动当局提倡“经济建设”和“农村复兴”，但生产力依然萎缩，大众日渐陷入饥饿与死亡的困境。⑥另一方面，对工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寻求社会变革加以深入阐释，帮助其理解乃至掌握改变自身处境的根本方法。如艾思奇以“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这一伪命题引出对目的论世界观的批判，以因果法则对其展开逻辑严密的反驳。他强调，可能性并非现实性，要使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必须消除或克服其中的障碍。“这一方面要客观事实上的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要有主观的努力。”以革命运动为例，革命成功不仅需要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条件，更需要广大革命民众拥有正确的领导。⑦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有机结合起来，借此引导大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正确领导下推翻腐朽的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此外，该刊还十分重视从读者接受能力出发，采用浅显易懂的表达方式。以哲学为例，众所周知，艾思奇所著《大众哲学》是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范本，其内容最初便源自《读书生活》杂志“哲学讲话”栏目。在系列讲话中，艾思奇开篇就以身边常见的现象说明哲学并不神秘，而是和日常生活中的感想同样平凡。此后，他频繁运用比喻、类比和举例等方式，借助人们熟悉的日常用语和经典故事将晦涩的哲学道理深入浅出地阐释出来，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借助文学形式引导劳工大众的革命书写。在坚持理论宣传通俗化基础上，该刊还积极借助文学形式引导劳工大众的革命书写，推动其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参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提供创作指导，引导劳工深入观察生活。一直以来，普通民众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常常只能被动接受知识灌输，很难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而该刊则通过培养大众的文学兴趣，鼓励劳工大众也参与文学创作，为其情感表达提供窗口，并试图借此进一步展开对大众的思想引领与重新整合。在“青年创作”栏目中，编辑们为其创作提供方法论指导，并对其作品加以深入点评。这些意见不仅回应了文学创作本身的需求，也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导向。具体而言，在写作题材选取方面，鼓励工人积极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典型”；在写作技巧方面，引导其时刻“检阅”自身生活，从偶然中看出一般性，从平凡中看出特殊性，再拿事实来证明。如夏征农以“老板打学徒耳光”事件为例，引导劳工从二者间关系角度思考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对此得到一个更具体明确的概念。⑧二是设置“生活记录”栏目，强化劳工革命意识。该栏目主要刊登广大读者群体的自述，借个体自述向大众呈现苦难，并通过“共情”使其强化为一种集体苦难意识，从而推动劳工对自身苦难与社会关系的思考，甚至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对此，可从其登载的文章中窥探一二。从稿件来源看，该栏目刊登了不少来自女工的投稿。如女工方巧云记述了其因生病请假几日便遭无故开除的经历，表达了强烈的愤怒与不满。⑨方的失业经历可谓突出反映了当时工人普遍失业的社会现实，具有典型意义。“生活记录”刊载此类素材，易激发读者共鸣，为工人进一步思考问题本质、寻求出路奠定了基础。另一位女工高月珍则回忆了她在内外一厂工作的悲惨见闻。高对某位怀孕女工的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并进一步追溯了悲剧的根源。她将矛头指向背后的资本家，认为正是其剥削压迫造成了女工“加倍的痛苦”。在文章最后，她还进一步呼吁广大女工同胞“想一想，觉得怎样，将来我们或者也要受到这种痛苦和危险”。⑩可见，这位女工不仅具有极强的共情能力，其对女工苦难背后深层问题的关注与呼吁，实则构成了一种积极的情感动员，具有较强的启发性与号召力，也有助于提升劳工的思想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