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脱胎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环境。因此，这些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面临着较为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面临双重任务：其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二，改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以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从本质上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是执政党基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通过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与上层建筑的功能革新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尝试。苏联和东欧国家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改革探索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极具借鉴价值的案例。本文将试图从改革目标的定位、改革的主要内容与进程、改革成效以及失败根源的剖析等维度，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践，以期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一、苏联与东欧国家改革的目标 回溯世界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早期西方国家呈现出鲜明的“资本积累型”特征。其中，英国工业革命最为典型，其工业化进程建立在对内对外的双重掠夺之上：对内，通过“羊吃人”式的圈地运动，强制剥夺农民土地，迫使传统农业人口向产业工人转变，同时资本家用超长工时、恶劣工作环境与低廉工资体系对劳动者进行系统性剥削；对外，借助殖民主义扩张、罪恶的奴隶贸易与不平等贸易体系，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和财富向少数西方国家集中。①在这种由西方国家主导构建的“中心—外围”的依附型国际经济体系中，落后国家面临着“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②的现实困境。苏联模式就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打破资本主义主导的发展定式，探索实现独立自主、推进社会发展新路径的尝试。 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俄国在20世纪初的社会困境具有高度复杂性。它虽然跻身资本主义列强之列，但是经济结构呈现出显著的二元特征——高度落后的农业经济与初具规模的工业经济并存且工业发展严重依赖外资，国内市场狭小，技术创新能力薄弱。③一方面，俄国国内脆弱的资产阶级缺乏推动全面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与政治能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的渗透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消耗，进一步加剧了俄国的社会矛盾与经济危机。因此，俄国难以复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肩负起探索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它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之下，通过快速工业化实现国家经济实力与军事防御能力的跃升，进而保障社会主义政权的存续与民族的独立。同时，有别于西方国家以剥削与掠夺为特征的发展路径，苏维埃政权还需要为自己的发展道路注入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探索一条既能够实现经济赶超、又能保障社会平等的新型发展路径。 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列宁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日渐清晰，即在先进的共产党、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一些社会主义原则，并且积极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简单说就是“社会主义为体、资本主义技术为用”。对此，列宁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④；“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⑤；“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⑥；等等。在上述公式中，共产党的领导和苏维埃政权占有核心地位，是列宁晚年最关心的事情，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然而，列宁去世后，苏联却走上了一条与列宁晚年设想有所不同的道路，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即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核心在于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国家集中调配资源，有计划地发展工业化所需的重点部门和行业。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机关通过指令性计划掌握了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支配权，组织起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迅速地为工业化筹措了所需资金，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可以说，斯大林时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构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契合了20世纪前半期俄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通过国家力量对资源进行集中调配，推动了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由此，苏联在几十年时间加速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⑦东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移植苏联模式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非资本主义路径突破了“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桎梏。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最活跃的变革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持续的调整以适应其发展。当生产力实现革命性突破时，僵化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上层建筑将形成系统性的阻碍，此时改革便成为释放发展潜力的必然选择。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显露。当工业化初期的动员优势逐渐耗尽，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结构便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因素异化为阻碍力量。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践可视为执政党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回应——试图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与革新上层建筑的运行机制，打破体制机制固化对生产力的束缚，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首先，苏联模式构建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工业化战略与资源动员模式的制度性产物。虽然它在初期展现出了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但其内生结构性矛盾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而逐渐凸显。从所有制结构看，苏联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的提升。斯大林时期完成的全面公有化改造日益脱离了生产力实际水平，导致所有制形式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割裂。在经济管理机制层面，苏联构建了以行政指令替代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体系。国家计划不仅规定宏观目标，也细化到企业生产规模、产品规格、价格及销售渠道，致使价值规律与供求机制丧失了调节作用。“政企合一”模式使企业沦为行政附属品，国有企业被定位为国家计划执行单元而非独立的经济主体。企业的核心任务是完成计划指标而非追求效益。在产业结构方面，虽然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但是长期看以牺牲农业、轻工业为代价的“倾斜式工业化”，却导致国民经济比例长期失衡。重工业过度扩张挤压了消费品的生产与农业投入，引发了消费品短缺、民生改善缓慢等问题，更使经济增长依赖要素投入而非效率提升，形成了“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模式。⑧苏联模式在移植到东欧国家后不久，其内生制度缺陷与当地经济基础之间的适配性矛盾进一步激化。⑨弊端的不断暴露迫使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启动经济改革，尝试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市场元素、重构所有制、调整产业布局，开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的漫长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