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体系中，美国史和其他关于域外历史的研究一样，都曾在短期内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引进域外的美国通史读物，乃是搭建美国史知识体系、培养研究人才的基础性工作。从俾耳德等著《美国史》(魏野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到塞缪尔·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1991年版)，都曾是许多美国史爱好者和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国内学者很早就加入了美国通史编写的行列，从姚绍华所编《美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33年版)到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度都拥有众多的读者，被当作美国历史知识的重要来源。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之际，刘绪贻、杨生茂等前辈学者就着手组织编纂多卷本《美国通史》，并于2002年最终出齐(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六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完全可以说，无论是国内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兴起，还是国人对美国人及其历史的“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美国通史读物所发挥的独特而无可替代的作用。 最近20余年来，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每年问世的论文和专著在数量上都甚为可观，其中也不乏上乘之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通史的编纂却处于沉寂状态。虽然不时也能见到通俗读物一类的书籍，但是吸收美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反映国内外史学界前沿动向的通史著述，真可谓寥若晨星。相形之下，国内某些国别史领域，诸如英国史、德国史、法国史和日本史的通史写作，却有较大的收获。另一个更大的反差是，从国外(主要是美国)引进的美国通史译本纷纷面世；有些在美国出版不久的新书，比如吉尔·莱波尔的《这些真理》(Jill Lepore,These Truths: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W.W.Norton,2018)，早有出版社紧密跟进，很快就推出了中译本(吉尔·莱波雷著，邵旭东、孙芳译：《分裂的共识：一部全新的美国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24年版。按，把作者姓氏“Lepore”译为“莱波雷”，似乎并不切合其习惯性的读音)。艾伦·布林克利的《美国史》(陈志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和埃里克·方纳的《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王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后更名为《美国史》)，更是一再被重印，销量甚大。这样就造成了一种颇具反讽意味的现象：在国内大学的美国史课堂，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其他参考读物，大多是美国史家的著作。这种状况提醒我们，编撰一种或数种篇幅适中的美国通史，已成了当务之急。 一般来说，通史类的历史写作可分成两种样式，一是通论性著述，二是大学教科书。在美国史学界，这两种样式之间通常有着泾渭分明的界线。前者具有一定的研究性，不仅吸收史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而且反映作者的学术特长，着意表达作者的个性化思考；后者出于教学的需要，力求纲目清晰，条块分明，形式活泼，而且还附有阅读书目和思考题。查尔斯·比尔德夫妇的《美国文明的兴起》(许亚芬、于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丹尼尔·布尔斯廷的《美国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卡尔·德格勒的《出自我们的过往》(Carl N.Degler,Out of Our Past: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59)，罗纳德·高木的《一面不同的镜子》(Ronald Takaki,A Different Mirror: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93)，以及莱波尔的《这些真理》等，都是通论性的通史之作。布林克利的《美国史》和方纳的《给我自由！》，则是为美国大学生编写的教科书。中国史学界的情况却颇有不同。多数美国通史读物带有通论性，可是研究性和学术性却比较薄弱，大多基于美国学者的相关著作而写就；其中有些也用于大学的美国史教学，但与教科书形式又相去甚远。本文所讨论的美国通史写作，偏于严格意义上的通论性著述。当前国内外史学均有日新月异的变化，美国史研究的进展尤其彰明较著，为我们探索美国通史的写法提供了新的学术语境。值得斟酌的问题不止一端，有的关乎原则，有的则属于技术性的范畴。 任何历史写作都离不开某种“宏大叙事”，只是它在有些论著中乃是隐性的底蕴，在有些论著中则是显性的指南。对于通史的写作来说，宏大叙事通常是显性的，往往体现在其书的主线、框架和内容取舍等方面，甚至可直接见于书名和章节标题。以美国史家的通论性著述为例，比尔德夫妇的《美国文明的兴起》，其书名就毫无歧义地传递出全书所蕴含的宏大叙事。尽管作者对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及美国政府的许多政策都持批判的态度，但在总体上仍把美国历史看成一个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尤其是肯定美国人在技术、经济、财富和制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书名中的“文明”一词喻示正面价值，作者明确指出，工商业和艺术及思想之间有着良性的互动关系，工商业的兴起离不开文化的滋养，而技术和工业的进展则能带来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变化(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著，许亚芬译：《美国文明的兴起》第1卷，第5～6页)。卡尔·德格勒的《出自我们的过往》，也直截了当地诉诸这种进步的宏大叙事，宣称美国人民信奉自由、平等、基督教正义的理念，并采取行动去实现这些理念，于是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美国人民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并不仅限于物质和财富方面，还体现在理想和价值方面(德格勒：《出自我们的过往》，第xii、xiv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