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包含二重含义：一是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本身，它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通常由人们发现的历史文献材料和原始文物来体现；一是主观呈现的历史，它是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识读、解析与再造，也就是“历史学”。历史学者虽然标榜自己追寻真实客观的历史，但呈现历史本身，却又为主观建构历史的过程。 现今认定的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开始，到1923年底“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结束为止。实际上，并非从《青年杂志》创刊就有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说法，也不是在1923年底“科学与人生观”论争结束时就有了新文化运动鸣金收兵的宣示。作为历史对象的“新文化运动”有一个形成过程。追溯这个过程，不仅需对“新文化运动”观念史做一番梳理，而且须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演进历程做比较系统的清理。 历史学者建构历史的对象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历史研究对象相对比较确定，如研究秦朝史，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其大致时空范围是确定的，当然为了说明秦朝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崩解过程，历史学者可能会做某些前溯或后延，但秦朝本身所涵盖的时空范围是基本确定的，秦朝以降的历代王朝史研究大体如此。另一种是历史研究对象并不确定，历史学者对它的认定有一个探讨过程，其间甚至可能出现很大歧异。这种类型的历史研究对象，通常与政治导向、意识形态和学者倾向有关，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运动，如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就属于这种类型。不管是作为历史概念的“新文化运动”，还是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新文化运动”，从来就是一个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问题。但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兴起毕竟又是与新文化运动概念(观念)的明晰与流行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名称、概念(观念)的质疑与梳理，早有学者涉足。①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想解释新文化运动作为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现存“新文化运动”研究范式还存在什么问题。当然探讨这一问题也关涉“新文化运动”概念史的梳理，但概念史的呈现需要与问题意识联结在一起，这应该是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更深层次立意所在。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浮上台面 “新文化运动”一词早在“五四”前即已依稀出现。北京大学法科教授陈启修在《从“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从军国主义到文化主义》②一文中即说： 文化感受性及发展力之大小，亦为决定政策之要因，盖政策效果之如何，在政策之批评上，甚为重要也……主张文化主义者谓：近代之中国，北部已如受害虫蚀伤之植物，中部如已开花结实者，惟西南文化最低，方在萌芽，尚无花实，适于培养；故根据上述理由，主张以西南为新文化运动之圆心的起点。 此段末句使用了“新文化运动”一词。文中另一处“中国人古人尚文轻武，且屡以文化战胜西北方之强族，故可利用此种遗传的国民性行新文化之运动，其效果虽不可预测，然其必优于不适国情之武力政策，则可断言也”，也使用了“新文化之运动”一语，其意与“新文化运动”相同。该文认为，“文化主义实为中国今日当务之急，及西南政策实有相当之论据矣”。陈启修曾赴日本留学，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科就读，文中所用“军国主义”“文化主义”明显存有日本影响的痕迹。③陈启修此文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虽与现今人们指称的“新文化运动”并非一致，但它应验了当年章士钊的说法：“文化运动四字，似来自日本，日本又译自德国。”④“五四”以后，随着“五四运动”一词的出现和不胫而走，“新文化运动”一词也渐多出现于报端。 “新文化运动”是由“新文化”与“运动”两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新文化”一词早在20世纪初期即已出现。1903年2月26日《新民丛报》第26号蒋智由撰文写道：“当是时也，新旧交孕，其习俗之腐敝者，必不能与新文化合，不归于天然之淘汰，必归于人为之淘汰。”⑤1905年12月26日《新民丛报》第71号载文又道：“而当满清未据中国以前，怪而诘其何以有办，则以为此盘古以来本有之制，其智识盖已降而与彼处之土人等，非特无欧人新文化之长，并其母国之旧文化，而亦垂垂尽矣。”⑥这里所用的“新文化”是指欧美之文化或当代之文化，与旧文化对照。《新民丛报》发刊于日本东京，该刊所用“新文化”一词应有日本影响的因素在内。“新文化”一词在日语文献中早已使用，1879年森琴石编《いろは引節用集》的前言就直接用汉文写道：“至近時縫[逢]新文化隆盛。”⑦随着各种新的文化现象出现，“新文化”一词在国内新知识人的文字中时常可见。1909年4月17日上海《申报》刊登的一则广告中说：“今者中国吸入新文化必以各国之往事为指南。凡国内之进化、人类兴衰，其为故事甚大。”⑧1913年4月21日《大公报》刊文谈及国语中的文言与口语之分时说：“今者中国共和，而政界、报界、学界犹是用文言吸收新文化之方法，专制野蛮乎?良善之国家乎?明眼人自辨之。吾人欲改造出良善之国家之意见，以为普通用口语，专门用文言，自不待言。即如边地国民与夫关于文科之学术，亦不妨主用口语。”⑨其明确发出反对应用文言传播新文化的声音。1915年11月7日《正谊》刊文《最近社会之悲观》写道：“吾旧有之文化与现今列强之新文化较相形见绌，我方有同化于人之虞。岂国性之足恃耶!”⑩这里的“新文化”是指西方列强文化。1915年5月20日《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5期刊文表示：“故元与清实满蒙同化于汉族，非汉族同化于满蒙。今则日本已合中国与欧美之文化为一新文化，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欧美。”(11)这里的“新文化”系代指日本文化。1917年1月15日《东方杂志》第14卷第1期“内外时报”栏刊文曰：“吾中华为数千年文明之古国，固非美洲之红人、新西兰之马里人、澳洲之土番可比，然而与欧美新文化之潮流不相合，无可讳言也。”(12)这里的“新文化”与欧美文化并联。1917年1月29日《时事新报》刊载范子美的一篇文章称：“今吾国之社会间所受新文化之感化，如学堂，如报社，如译局，如医院，以及青年会、赤十字会、禁鸦片会、戒缠足会等，凡可以崇起教育，开通风气，增益知识，铲除苦难，洗涤弊害者，何一非基督教实开其先哉。”(13)《民国日报》次日转载该文。作者眼中的“新文化”泛指学堂、报社、译局、医院、青年会等新兴机构或社团。1917年3月9日《益世报》刊文称：“中日人民原属同种，而于艺术文字及道德之观念亦多相同，若两民族互相协力同心，固大可发展一种新文化，增高亚洲之地位为远亚之光。”(14)“新文化”又变成一种新的不同于欧美的东亚文化类型。1917年4月19日《益世报》刊文表示对财政当局受贿的愤怒：“呜呼!我为中国之新人物哭，我为中国之新文化悲，岂廉耻丧尽、道德灭绝之国家，终不能产一有希望之志士也耶!”(15)这里的“新文化”隐含有不同于旧文化之意。1918年7月1日《申报》第11版刊登的《罗家伦来函》提道：“灌输国民常识，且旁及高深之学问，以立中国新文化之基础。”(16)此处“新文化”略显抽象而高远。1918年12月17日《申报》刊文称：“中国内乱扰攘已历数年，每一度之新革命，其结果之恶必逾乎前度，不但人民饱受痛苦，国家亦愈趋愈穷，实业、商务皆停滞不进。故在中国之人对于和平之曙光，莫不欢迎之，希望中国之武力主义终得打破。中国若不受此主义之束缚，则可以对新文化之鹄向缓缓进行也。”(17)“新文化”成了人们追求之目标。1918年12月25日《民国日报》第7版发表《日商之中日交际谈》提道：“今日吾人竭力谋以新文化与旧文化镕之一炉也，日本所处地位，实为中美间之媒介。”(18)将“新文化”与“旧文化”对称，这种用法日后常见。揆诸上述所举1919年以前案例，“新文化”一词是与新生事物，或与外来的欧美、日本文化联系在一起，其词义并不确定而较为泛化，“新文化”或隐或显与“旧文化”对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