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七日(1910年1月17日)，清廷赏赐一批旧日游学归国人员以进士、举人功名出身。严复经由两江总督端方举荐，获赐文科进士。①清廷此次赏赐的前后情形，尚未见有专门的研究。②多数有关严复的研究成果仅简要提及严复被赐文科进士出身一事。③相较而言，既有研究对此事的提及，更侧重于严复参与科举失败后批判八股与科举的一面，而对于严复自身的功名意识关注不多。因此，本文努力重建严复被赏赐文科进士出身的前后脉络，同时也关注严复对待科举制度的复杂心态与其怀有的功名情结，以期进一步加深对严复为人及其所处时代的认知。 一、严复获赐文科进士经过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1907年5月15日)，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奏请求赏给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邝荣光以各科进士出身。④奏折称四人“科学精深，名闻中外”，根据新学制规定的学堂奖励政策，“考列中等以上，俱应给进士出身”。并且，此四人都已有职官在身，不必再进行专门考试，可直接授以各科进士出身，之后“仍以道员原班选补”。由此可见，袁世凯提出赏给这四人功名，更多出于一种补偿性质，因他们“虽已得有职官，尚未给以出身”，因此并未主张职位变动，只是希望清廷能给予出身奖励。后清廷将袁世凯此奏交与学部议覆。⑤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三日(1907年6月23日)，学部奉旨议覆，认为举荐游学专门人员并赐予功名的提议值得肯定。同时，为了更大程度寻访人才，学部还提议： 应请饬下各直省督抚臣，广加延访，悬格以求。凡专门学成回国在十年以外，学力素优，复有经验者……或胪举实迹，或征其著述。无论远近省分，限本年十月以前，咨送臣部汇办。即由臣部奏请钦派大臣会同核定，择其著述卓然成家，成迹确然共见者，由臣部带领引见，再行请旨锡[赐]予出身，以光大典，庶几楷模后进，矜式国人，于学术、治术关系非浅。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遵奉施行，其詹天佑等四员，并行汇案核办。⑥ 该议覆得到朝廷允准。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学部议覆被陆续下发各省，各地提学使接到通知后便着手推荐人选。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江宁提学使陈伯陶向两江总督端方举荐严复，指出“候选道严复学贯中西，监督各处学校，均能殷殷化导，造就人材”，并列举严复各项事迹，希望端方能够援引袁世凯奏请赏给詹天佑等四人出身一案，上奏请求赏给严复进士出身。⑧实际上，严复同陈伯陶并无太多交情，而端方对严复一向倚重，陈推荐严当系来自端方授意。⑨经此程序后，端方便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上奏为严复请赏。⑩端方奏中表示： 该员严复，学术精深，文章尔雅，所译西国政教各书，如斯宾塞尔、赫胥黎之哲理学，孟德斯鸠之法理学，斯密·亚丹之计学，穆勒·约翰之名学，类皆精审淹赅，有裨实用。近人误认自由之说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该员独晓然于群己之分，谓义在求其在我，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节廉忠孝，皆根此生，实足截断众流，独标真谛。其译群学肄言，谓其饬戒学者，以正心诚意之不易深切著明，而于建白措注之间，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俯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尤为有见于西学之本原，合乎经传之古谊。比年译学大兴，新书日出，要必能治国书之人，始能收翕受外学之效。其或素无根柢，仅能转译东文，不特满纸新名，文难行远，抑且多生歧义，弊害潜滋。该员能读西书，兼通汉诂，凡所译著，博大精深，使学者知新理之无穷，而益觉旧学之可贵，洵属博通中外，无愧儒修。(11) 从折中可知，严复被举荐主要是因为“学术精深，文章尔雅”，尤其偏重其译才，看重他对于“斯宾塞尔、赫胥黎之哲理学，孟德斯鸠之法理学，斯密·亚丹之计学，穆勒·约翰之名学”等“西国政教各书”的译介。折中尤其强调严复“独晓然于群己之分”，推重他所译介的《群学肄言》，认为严复翻译的过人之处在于，不仅能见“西学之本原”，而且“合乎经传之古谊”，肯定了严复“能读西书，兼通汉诂”，有“博通中外”的能力。 清廷照例将此奏交学部议覆。(12)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二日(1908年5月1日)，得到上谕答复的端方还专门致电尚在上海的严复(此电当系由端方幕僚兼严复好友的中国公学监督夏敬观转达)，向其通告此事。(13)由此私电可知，严复得到举荐应该与端方有直接关联。(14)此前端方假手江宁提学使陈伯陶之举，可能只是出于程序的需要。(15) 严复作为一时闻人，端方对其的推荐很快得到各大中西报刊关注。《盛京时报》报道：“今两江总督端制军，特具专折奏举选用道严复，请照北洋前案，赐以进士出身，以励学风。”(16)《新闻报》也登载北京四月初四日(5月3日)来电，称“部议准予严复进士出身”。(17)上海的《字林西报》对此也有关注，指出严复是作为“诸多政治学重要著作的译者”而获赐。(18)《申报》还称端方此奏已“奉旨照准”。(19)可见，端方举荐严复后，有关严复即将获赐进士的消息已开始传播。 各省督抚举荐人员名单报送学部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1908年10月25日)，学部整理各省清单，请朝廷钦派大臣与学部共同核定，并拟定了五条考核章程。(20)至此，学部对于各省举荐人员的资格要求，已经从最初较为简要的“凡专门学成回国在十年以外，学力素优，复有经验者”，(21)变成了明确的章程规定。章程说明了此次考核的选拔门槛，即“游学专门在十年以外”，且在各自领域必须有所成就。因此考核不需要参加专门考试，而是特别注重被举荐者的舆论声望，“其行谊不孚者，不得入选”。对于奖励的类别与功名，学部也进行了规定，按照核定结果，分别赐予进士和举人两等出身，以所学科目进行划分。根据学部此奏，詹天佑、吴仰曾、邝荣光、严复等20人符合章程要求，因此被纳入考核名单。(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