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边之地的市场形成与边疆治理:近代怒江流域商品经济流动中的共同体形塑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浩禹,云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史、西南边疆史、中缅印交角区商贸交流史(云南 昆明 650500)。

原文出处:
民族学刊

内容提要:

国家边疆治理是怒江流域市场形成的根本原因,决定该流域商品经济流动的特殊性。怒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封闭的极边之地,中央王朝往往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进行管辖和经营,从而导致该流域与内地的经济交往相对稀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延缓了市场形成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随着英国殖民势力加紧对该流域的渗透和侵略,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为应对边疆危机,加快了在怒江流域建立直接统治和治理的进程。在国家治理的推动下,怒江流域逐渐“内地化”,商品经济得以勃兴,市场得以形成,逐步改变商品经济落后、市场凋零的现状,使得怒江流域成为连接内地与缅甸的商业走廊和贸易通道。实际上,走出了一条国家治理推动市场形成的特殊商品经济发展之路。由此,加强了怒江流域与内地经济的融合、互动、共生及向内凝聚,增强了怒江流域对内地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密切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得该流域各民族与内地各民族之间形成一个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关系密切的共同体,且这种共同体意识不断聚合,为新中国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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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怒江流域是封闭的极边之地,“怒地以边荒僻壤,地较贫瘠,一隔于沧江,再隔于怒山,万山重叠,路径崎岖,政教不及,未加约束。所以该地向皆自成部落,无有统属”。[1]207即使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落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等因素,怒江流域也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国家边缘之地,尤其是怒江以西的地区和民族,更是处于经济、文化、政治、地理的封闭区。目前,学界关于怒江流域的研究多着重于史前文化、历史时期的经略、民族关系、宗教问题、社会发展、市场等方面的研究。[2]随着国家治理的深入,该流域的商品经济开始从无到有,从有到迅速发展。市场何以形成,以往我们在论述市场形成的过程中,多以为经济因素使然,而忽略国家治理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怒江流域,国家治理是市场形成的根本原因和动力,这也就决定该流域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民国纪元以前,怒地尚未开辟,全无买卖,说不上什么商业。……自民国元年开辟以后,殖边队始制升斗,以量粮食;此后汉商来怒经商者渐多。……怒民买布的时候,只是用手指量量罢了”。[1]224这表明在国家治理推动下,商业虽有发展,但发展程度有限。

  本区域“依地理环境、政治关系、经济状况及住民之生活习惯而拟划。以怒江上游碧罗雪山及高黎贡山之间一段地区,包括贡山设治局、福贡设治局、碧江设治局、泸水设治局(领六库、登埂、鲁掌、卯照、老窝各土司地),及保山县属上江乡练地土司地”。[3]因此,本文所指的怒江流域主要是指今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所辖区域,即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泸水县、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四县。

  一、怒江流域:历史上的国家边缘与封闭之地

  怒江流域自古以来是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为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云岭、担当力卡山四山环绕之中,处于怒江、独龙江、澜沧江三江之地,是典型的四山夹三江的高原峡谷地貌,山区占流域面积的98%以上,高山大川,环境险恶,交通不便,制约了怒江流域与内地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决定怒江流域的边缘性和封闭性。因而,史书中多称其为“徼外”,如“嶲唐,周水首受徼外”,也说嶲唐“有周水,自徼外来”。[4]439所谓徼外即是极远之边地。即使到晚清民国时期,国人对于怒江流域的认识,也是“地处极边,夷多汉少”。[5]107“地处极边,开僻较迟”。[5]112可见,极边成为怒江流域的特定称谓和代名词,足以体现怒江流域之边缘和封闭。

  由于怒江流域与外界联系的不便和缺乏,导致该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封闭和落后性,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即使是在南方丝绸之路开辟的情况下,因其仍处于贸易线路的边缘,几乎与外界联系不多。所以“素称偏僻,穷山恶水,蛮烟瘴雨,山头野人,绳桥鸟道,十年以前,内地人士莫不视为畏途,边防要隘多为人迹所未经”。[6]1社会发展处于“未开化”的状态,“村落零散,人户稀少,市集全无,加以怒傈风气固蔽,民智未开”,[7]85各民族发展程度普遍低下,如傈僳族多被称为“生傈僳”,“岩居穴处,或架木为巢,囚首跣足。高鼻深眼,身着麻布,披毡衫,猎取禽兽为食。居无定所,食尽即迁”[8]138,几乎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生活在怒江流域的怒族被称为“怒子”,而靠近内地的澜沧江一带的怒族被称为“怒人”,在称谓上地位较怒江流域怒族要高,表明该流域怒族社会发展程度低,以至于与内地交流都是“言语不通”。独龙族的发展情况与怒族差不多,社会发展程度低。可见,怒江流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低下,尤其是该流域以西地区,多为刀耕火种,“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成眼,点种苞谷,若种荞、麦、稗、黍等类,则撒种于地,名为刀种火耕,无不成熟”。[9]149经济发展程度低下,进一步加剧怒江流域的封闭性和边缘性,导致对外联系的隔绝。

  怒江流域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直处在国家治理的边缘地带。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进程的深入,怒江流域的泸水县被纳入益州郡的比苏县和嶲唐县管辖之内,兰坪县则处于越嶲郡姑复县的管辖之下,不过这种统辖仅只是一种松散的羁縻统治。而至东汉,随着永昌郡的设立,怒江流域未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即便如此,国家力量始终没有直接进入怒江流域,整个区域依然还处于国家治理的边缘,依然属于封闭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怒江流域的统治也很松散。唐宋时期,随着南诏和大理国地方政权的建立,加强了对怒江流域的控制,“西开寻传”,南诏在怒江流域设立了永昌和丽水节度,统辖怒江流域东西两岸。唐贞元十年(794年),南诏设立铁桥节度,后改称剑川节度,统辖范围为“宁北城……即至铁桥城北九赕川;又西北有罗眉川。又西牟郎共城,又西至傍弥潜城,有盐井,盐井西有剑寻城。皆施蛮、顺蛮部落今所居之地也”。[10]150-153罗眉川即今兰坪县,剑寻城已延伸至今怒江福贡县境内。南诏大理国时期,虽然在怒江流域东部、南部、西部地区开展经营,但并未完全越过碧罗雪山、担当力卡山和高黎贡山,对怒江流域腹地的有效经营和治理未能实现,怒江流域仍处于封闭和边缘之地,鲜为外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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