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23日，英属印度总督明托(Lord Minto，1905-1910年在任)在发给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莫利(Viscount Morley，1905-1910年在任)的电报中，炮制了一条新的中印东段边界线——“新外线”(the new Outer Line)，其走向大致从门隅地区的达旺东部开始，沿北纬29度向东延伸，最后到达察隅地区的日马。①“新外线”的位置相较于19世纪下半叶英印提出的位于喜马拉雅山脚的、作为国际边界的“外线”(Outer Line)②大大向北推移。 “新外线”成为此后英印单方面划定中印边界线进而侵略中国西藏领土的重要参考，如在1911年下半年，英印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进行非法军事远征并试图划定中印边界线时，即明确要求：“假如选择的边界界桩点大体符合我的前任(即明托——引者注)在1910年10月23日电报中所指出的边界线，则代表了正确的、作为地方承认的西藏领土边界线。”③“新外线”也成为“划定1914年‘麦克马洪线’的一系列划界建议中的第一个建议”，④并一直影响到当今中印两国的边界领土争端。虽然由于英国本土政府和新上任的印度总督的反对，“新外线”并未真正实施，但其依然是近代英印建构中印边界殖民话语，进而侵略中国西藏领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⑤ 国外相关研究多认为“新外线”是英印对中国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进行所谓“渗透”的被动反应。⑥国内相关研究多将“新外线”看作英印侵略中国西藏领土的重要步骤之一，是英印制造的系列“战略边界”中的一条。⑦然而国内外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新外线”的所谓划界依据问题。英国学者兰姆甚至认为：“在1910年，印度政府的确对于西藏和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非佛教徒部族之间的关系几乎一无所知。”⑧既然如此，这条“新外线”是依据什么标准提出的，是否具有合法性?其在不同区域的战略意图又是什么?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发现的英属印度陆军部档案和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英人考察报告、中印边界地图资料等史料，研究“新外线”炮制的背景、战略意图及其在察隅、珞瑜、门隅地区的具体走向和划界依据等问题。本文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新外线”及“麦克马洪线”所具有的非法性及随意性特点的理解，进而为我国的边界争端谈判提供一定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一 “新外线”炮制的背景与战略意图 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俄两国在中亚和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大博弈”(The Great Game)，其中，西藏是两个帝国争夺的焦点，出现“一隅藏地，两国并争”的局面。⑨1888年和1903-1904年，英国两次发动侵藏战争，签署了不平等条约，打开了西藏的神秘大门。20世纪初期，在内忧外患的困局下，清王朝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引起英国的警惕。1910年3月31日，英国印度事务部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刻意利用自己的宗主权对西藏产生实际影响，结果将是以强有力的管辖取代达赖喇嘛的软弱统治。于是，必须首先考虑这一变化将怎样影响英属印度与西藏在贸易和政治上的关系。”⑩ 宣统二年(1910)川军入藏时，为保证侧翼安全，赵尔丰派程凤翔部进驻桑昂曲宗。程凤翔于宣统二年二月十四日(1910年3月24日)到达察隅。(11)中国加强察隅地区管控的活动进一步引起了英印的注意，1910年5月，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即得到消息称：“有1000名中国军队到达了日马，并要求西藏官员交纳赋税。在拒绝服从后，这些官员被投进监狱。”(12) 英印政府认为，中国在边境地区的活动，使得英印必须要仔细考虑喜马拉雅山南麓山地部族地区的边界问题。(13)但英印政府也面临着选择困难：如果允许中国人前进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沿岸，一系列行政管理上的不便就会出现；但如果将英印的领土扩展到山地部族以北，又有可能与敌对的山地部族发生冲突，并将英印卷入不便承担的义务中。(14)最后，英印政府选择了后者。 据明托所言，他之所以要提出“新外线”，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军事当局将中国在西藏尤其是察隅地区的军事活动定义为“前进行动”，对印度东北边疆地区造成了所谓的“威胁”：“中国人在日马(Rima)的活动和我们与东北边疆地区相邻部族区域的未来关系问题导致了区域性的焦虑。”印度军事当局认为需要改变现在“不健全的策略”，(15)故而炮制出所谓的“新外线”。英印试图通过“新外线”达到如下目的：“我们倾向于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将外线扩展到可能必要的地方，以保证在外线以内或以外没有除我们之外的其他国家力量与部族之间发生关系或交流，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确保一个缓冲区。”(16) 可以看出，英印将中国在西藏，尤其是察隅地区正常的军事行动看作一种“威胁”，故试图把“外线”向中方一侧推移，建立一个缓冲区，以确保英印东北边疆的所谓安全，继而炮制了“新外线”，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二 “新外线”在察隅地区的走向及其所谓依据 察隅地区(17)作为沟通印度阿萨姆与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通道，其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自19世纪前期即被英印所关注，成为英印在侵略中国西藏时重点觊觎的对象。(18)察隅河下游即下察隅地区居住着中国的僜人，清末民国时期的中文文献中称之为倮罗，英文文献中称之为米什米人(Mishmi)。(19) (一)“新外线”在察隅地区的走向 英印总督明托认为“新外线”在察隅地区“从东经96°向东南尽可能地到达察隅河的日马，然后穿越察隅河谷到达伊洛瓦底江与察隅河的分水岭”。(20)在近代中外文献中，日马有日马村和日马地区即下察隅地区两层含义。关于日马村。据《西藏自治区地名录》，日马村位于28.4°N，97.0°E附近。(21)历史时期，日马村是下察隅地区的中心。宣统二年，程凤翔率军到达察隅，驻地即在日马。据1911年到察隅地区进行调查的英国军官贝利(F.M.Bailey)(22)所绘“贝利穿越西藏东南地区和米什米山区路线图”，(23)日马位于察隅河东岸，桑曲和贡日嘎布曲交汇处以南、拉丁村(Late)以北。日马亦可作为下察隅地区的总称。清末苟国华上报赵尔丰关于察隅地区的情况时即提到：“绒密即下杂隅之总名。”(24)任乃强认为绒密即日马。(25)所以，日马也经常指代下察隅地区。在明托关于“新外线”的论述中，认为“中国人在日马的活动”为印度东北边疆带来了“威胁”，此处的“日马”即指下察隅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