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健康”知识的革新与认知转型

作  者:

作者简介:
韦芳蕾,1996年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中国科技史杂志

内容提要:

Health是一种基于西方经验的实证科学形成的现代观念。19世纪的西学东渐,满怀宗教热情的新教传教士尝试用西学为传播福音扫清障碍,近代解剖学、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科学知识借由双语字典、西学译著、新式报刊等媒介传入中土,给清末国人的健康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传统视身心一体(即身健则心安)的健康观念逐渐被身、心二分(即生理健全和心理正常)的健康认知取代,并走向规范化和政治化。这种围绕个体生命关怀展开的成体系的知识解释,促成了“人”在晚清中国的“发现”,包括“健康”在内的“人”的品格满足了强种保族以挽救家国危亡的时代需求,使得“健康”这一内在于人的价值外显,成为具有民族主义意蕴的话语工具。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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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观念中国古已有之,《尚书·洪范》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1]其中“康宁”位于“五福”之列。传统健康观念深受儒家修身养性学说和古典中医整体理念与辨证论治思路的影响,强调身心合一,个人的体验和感受成为健康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就知识来源而言,西文Health涉及近代西学的诸多方面,包括解剖学、医学、生理学、心理学、卫生学等等。从研究现状看,医疗史和卫生史的研究提示,近代中国健康观念的变革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密不可分,却尚未就健康观念本身作一历史耙梳[2-6]。另有一些学者从教育史、传播史、社会文化史等角度,阐发近代“健康”概念的大众化过程及新式“健康”观念之于现代国民国家建构的影响,但未论及清末相关情形[7-9]。

  近代中国形成的“健康”认知,表现出亦西亦中、亦新亦旧的特点。其间涉及西学在华传播和接受的问题,同时与中国人从本土经验出发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解和再生产也不无关系。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健康”置于晚清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探讨近代“健康”知识与认知的传入和本土因应的过程,管窥中国人世界观的革命性变化与历史影响。

  1 古典“健康”及其源流

  “健康”乃汉字古典词,由“健”“康”二字联合构成。

  “健”,许慎《说文解字》释:“健,伉也。”([10],页629)《东汉观记》“丁琳传”载:“琳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11]班固《汉书》言:“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师古曰:伉,强也)。”[12]可知“健”与“伉”同义,意为身体刚健、强健。

  “康”,《说文解字》解:“康,穅或省。”([10],页557)即认为“康”是“穅”的或体,省去禾部。清段玉裁释:“穅之言空也。空其中以含米也。凡康宁、康乐皆本义空中之引伸。今字分别,乃以本义从禾,引伸义不从禾。”[13]把“康”作康宁、康乐解并非段氏独创,先秦辞书《尔雅·释诂》载:“康,乐也,安也。”[14]关于“康”的语用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15]大意是:百姓多劳苦,也该稍稍得到安乐了。可见,“康”在古典语境中有心灵安康、康乐之意。

  由上所述,汉语“健康”由趋向于身体健康的“健”和偏重于心灵安乐的“康”组合而成,这便构成了西方Health概念在近代中国植入的本土语境。

  据笔者目力所及,“健”“康”联合使用的最早表述为“康健”。南朝齐梁僧人宝唱在为集善寺慧绪尼作传时写道:“此叚出寺,方为永别,年老无复能入苐理。时体中甚康健,出寺月余便云病,乃无有异于恒,少日而卒也。”[16]类似含义的“康健”,在随后历朝历代的典籍中亦常见到。比如,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记录日常保健之法:“凡人自觉十日巳上康健,即须灸三数穴以泄风气。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便为常。”[17]北宋沈括所撰《梦溪笔谈》载:“自此宿病尽除,顿觉康健,无复昔之羸瘵。”[18]元代医家罗天益著《卫生宝鉴》清楚地记载某张氏的身体状况:“癸丑春,槀城令张君年三十有余。身体丰肥,精神康健,饮食倍于常人……昔君康健,饮啖如常,血气周流循其天度,十二臓之相使各守,所司神气冲和,身体太平……”([19],页42)“健康”用例较晚,明代始见“健康”一词的零星记载。罗青霄纂修万历年间的《漳州府志》言:“几翁来漳,予率官属耆老郊迓。翁举止健康,耳目聪明,无异少壮。”[20]这里的“健康”有身体无恙、行动方便之意。清代的文献中亦能偶见“健康”一词,如《光绪荣河县志》载明李嵩明宇郭公暨元配牛孺人合葬墓表,其上记道:“是时公六旬,健康善饭,灯下犹能作细子。”[21]

  在传统语境中,“健康”通常被理解为身体好、精神佳,基本都是在与身体有关的场域中使用的。不过,古典“健康”除了意指物质性身体的良好状态之外,也用于表达依附于身体又有别于身体的精神状态,比如“卢芳,远邑人……现年七十,尚健康,光灿邑诸生”[22],其中的“健康”既可理解为身体无恙,也有精神矍铄之意,说明古人的“健康”观念隐含身、心之别。需要指出的是,古之精神健康与今之所谓心理健康有别,前者一般指得益于身体无恙而外显出良好的精神面貌,后者则指心理活动的各方面(知情意)处于正常状态。

  即便如此,从中古时期直至光绪年间,古典“健康”(“康健”)一词在传统身、心一元观念的框架下,主要还是用来笼统的描述个体的身体状况,具有身、心界线模糊、关系暧昧的特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种认知强调个人的感受,往往与身子有恙相对,追求一种“无病”的状态,大体上停留在生命存续的基础层面,呈现出重身轻心(甚至是忽视心灵关照)的特点。在专业士人那里,“健康”(“康健”)归属中医范畴,倾向于通过对人体表象的观察和感知来把握整体状态,这很可能直接影响了与他们密切往来的一般民众的心理和日常实践。在这方面,元代医家罗天益的医案可谓是其中的代表。在罗氏的观念中,经验性的知识如饮食正常、气血充足、脏腑运行有序等是“健康”的重要表征([19],页42)。此外,从文本语境和使用场景上看,不论是医家撰述,或是正史记载,亦或是普通叙事,“健康”(“康健”)通常指向一般性的事实叙述和对个体的生命关怀,总体上处在官方和精英的视域之外。

  2 Health入华与译名表述

  英语世界形成的Health概念,即从身、心二元对待出发建构的两种“健康”观念(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通过来华西人(特别是传教士)和深受西学濡染的中国士人的译介,逐渐解构了至晚清仍然十分流行的基于身、心一元观念而形成的“健康”认知①。

  2.1 早期英华辞书中的Health

  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扩大传教士的活动权限以前,传教士主要在东南亚、华南及东南地区的华人下层群体中开展活动[23]。他们在与普通中国人的密切联系和日常交往中,逐渐习得有关“健康”概念的多种通俗表达。寓华传教士编纂的一系列英华辞书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西语Health一词,早见于1822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英华字典》,但尚未获得汉文对译词,只是作为短语的成分。短语injure health被译为“坏身”,而在to take means to preserve health义项之下,被译为“摄生”[24]。这里的Health一词可理解为名词,意指身体、生命。这种解释并未揭示出Health的现代意涵,却也和中国古人在与身体、生命相关的语境中使用“健康”十分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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